接受一个刑事案件后，辩护律师进行充分而又艰难的准备，在法庭上激情洋溢地进行无罪辩护，最终法院采纳辩护意见判处被告人无罪。这是刑事辩护的最高境界，也是每个辩护律师梦寐以求的效果。这种效果已是法庭剧永恒的主题，也是法治健全国家法庭上较为常见的现象。

而在我国法庭上，无罪判决已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奢侈。根据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13年全国各级法院共审结一审刑事案件95.4万件，判处罪犯115.8万人，全年依法宣告825名被告人无罪，无罪率仅为0.071%。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刑事司法已经达到非常精密的程度？从自身办案的经历来看，远非如此。

对于辩护律师而言，接手一个自认为无罪的案件后，应当坚持作无罪辩护，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这应是顺理成章之事。但是，请打住，想想0.071%的无罪率吧。在无罪结果几乎为零的情境下，如果坚持作无罪辩护，不但无法在法庭上充分讲明被告人从宽处罚的各种事由，而且还会给法庭一个被告人态度不好的印象，无罪辩护的结果不但不能使被告人利益最大化，而且可能使被告人陷入非常不利的境地，使被告人承受较重的刑罚后果。

为摆脱这一困境，刑事辩护实践中流行一种折衷的办法，一方面在法庭上坚持作无罪辩护，另一方面在发表无罪意见后指出“即使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被告人也有如下法定与酌定从宽处理的事由……”，这就是常说的“骑墙式辩护”。骑墙式辩护在一些具体案件中确实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也面临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甚至会在法庭使辩护人陷入尴尬。首先，从内在逻辑看，既然确信被告人无罪并已在法庭上作无罪辩护，又何来自首、立功、坦白、初犯、偶犯之说？其次，由于骑墙式辩护存在上述内在矛盾，辩护人在法庭上有时会面临进退失据的窘境，曾有法官当庭反问辩护人：“你究竟是作无罪辩护还是罪轻辩护？”也有公诉人当庭对审判长提出：“辩护人作的是无罪辩护，不存在罪轻辩护的前提。”第三，法官会从骑墙式辩护中感受到辩护人的底气不足，这将使原本就渺茫的无罪判决可能性直接降为零。

坚持作无罪辩护却面对无罪判决不可得的前景，作骑墙式辩护又要承受法庭上难以避免的窘迫。如何才能在无罪判决极为难得的司法环境下，对一个自认为明显无罪的案件进行辩护？结合自身经验，“两段式辩护”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择。所谓“两段式辩护”，就是将辩护意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作无罪辩护，第二个阶段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罪轻情节。在法庭调查与第一轮法庭辩论中，坚决进行彻底的无罪辩护，将被告人无罪的证据、事实与法律依据充分展现在法官面前。在发表第二轮辩护意见时，仍然先对公诉人的有罪意见予以批驳，发表完批驳意见后，马上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罪轻意见，但不能说“即使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被告人也有一些从轻、减轻处罚的事由”，而应讲“辩护人仍然坚定地认为被告人无罪，如果法庭不采纳辩护人的无罪辩护意见，请注意被告人有如下从宽处理的情节”。如果法官将法庭辩论分为定罪与量刑两个环节，就将罪轻的意见直接推后到量刑辩论环节发表。如果被告人聘请了两个辩护律师，则由第一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第二辩护人提罪轻的理由，但千万记住，第二辩护人的第一句话也一定要讲“辩护人也坚定地认为被告人无罪”。也就是说，从辩护的立场而言，辩护人坚持的仍是无罪辩护，至于罪轻的理由是站在法官的角度，提醒法官注意当不采纳无罪辩护时应当考虑这么一些因素，而不是辩护人改变了立场。

对于辩护人认为无罪的案件，在法庭上采用这种“两段式辩护”，既能在原则上坚持被告人无罪的立场，深入地阐明被告人无罪的理由，争取那虽然渺茫但却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性的无罪判决，又能有效提醒法官注意如果认定被告人有罪应关注的罪轻情节，可在中国特定的司法环境下最大可能地维护被告人的合法利益。

需特别指出的是，在以“两段式辩护”应对辩护人认为无罪的案件时，被告人在法庭上是否直接认罪也是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被告人希望的结果是定罪免刑或者缓刑，可以由被告人在法庭上当场认罪，这不影响辩护人的无罪辩护；如果被告人很渴望无罪判决，则可以要求被告人在法官询问是否认罪时，以“我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这个问题过于专业，我无法作出判断”予以应对，并要求被告人在法庭上如实陈述事实，以保障被告人即使被认定有罪时仍然获得自首、坦白等从宽处罚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