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亚太无罪案例
——王非律师办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撤案
【涉案罪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办案机关】H市H区公安局
【犯罪嫌疑人】C某某
【辩护律师】王非，安徽金亚太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案件信息】
起诉意见书指控，2012年，C某某在未取得相关资质、也未取得相关单位授权许可的情况下代理GCG平台，并伙同他人开设工作室，通过开办推介会、上课培训、口口相传等形式宣传，面向社会公众许诺在该GCG平台投资外汇交易，每45天可获得5%的收益，诱导多名投资人在其工作室投资并许诺保本付息。后因GCG平台资金链断裂，投资人部分本金、收益未能按时兑付，造成投资人巨额损失。
【办案经过及结果】
在公安机关立案后，C某某咨询金亚太律所王非律师并委托办理案件。律师全面分析案件性质，告知法律规定及风险，拟定诉讼方案。归案后，C某某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调查案件，承办律师第一时间向办案机关申请取保候审，成功取保。
侦查期间，公安机关发布公告，期间有多名投资人持续报案。
案件侦查终结移送到检察院，起诉意见指控C某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近千万元，且C某某为L某等人的上级，C某某需要对全案数额承担责任。辩护人在阅卷后，分析证据材料，研判案件，认为在案证据不能认定C某某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C某某不是L某等人的上级，C某某本人涉及金额达不到立案标准。
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向检察院提交辩护意见，与检察官深入沟通，全面表述观点。经不懈努力，检察官采纳辩护人意见。在移送指控同案其他人员的情况下，办案机关对C某某撤销案件，解除了对C某某的取保候审。
附：C某某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辩护意见
H市H区检察院：
安徽金亚太（长丰）律师事务所接受C某某及其亲属的委托，指派王非律师作为C某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的一审辩护律师。现提出以下辩护意见，望办案机关采信。
辩护人认为本案客户违规跨境投资外汇交易，C某某只是介绍客户违规操作，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C某某的行为没有达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立案标准，主观上没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故意。即使退一步说，认定C某某的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C某某也属于从属地位，且具有自首情节。
一、在案的证据无法证实GCG是否可以从事外汇交易，若GCG 获得澳大利亚证监会批准的外汇交易资质，可以从事外汇交易业务。GCG未在我国从事外汇交易，当然不受我国法律监管。客户未经批准跨境投资外汇交易，违反国家规定。C某某相当于中介代理，介绍客户在GCG投资理财，也属于违规行为。但不应当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分局《关于深圳某某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外汇交易经营资质的复函》：深圳某某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无在境内开展外汇交易的经营资质。深圳某某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仅宣称是GCG的中国区代理。GCG是否在国外具有外汇交易资质无证据证实。
根据同案L某提供的查询结果，L某通过https://asic.gov.au/网站，查询到GCG 获得了澳大利亚证劵和投资委员会（ASIC）颁发的金融服务牌照。ASIC是于2001年根据澳大利亚《证劵和投资委员会法》依法成立，对澳大利亚信贷活动、金融市场、金融服务行使监管职能。ASIC是澳大利亚外汇零售行业的监管者。GCG在澳大利亚有金融牌照，具有从事外汇合约交易的资质。
根据从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在无证据证实GCG是否具有外汇交易资质时，应作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实认定。如GCG在国外具有外汇交易资质情况下，但没有在国内从事外汇交易，该平台是否违反违反我国法律是不确定的。而我国参与人要从事外汇投资，需要经过国家主管部门审批。本案中，客户未经批准，违规在GCG平台“炒外汇”获取收益，其行为本身涉嫌违法。
GCG是境外交易平台，使用的货币是美元。受货币形式的限制，大部分客户嫌向境外汇款麻烦，自己不愿意去银行汇外汇到GCG账户，便直接将资金转给C某某，C某某将资金转给W某，汇到GCG账户。
C某某有帮助客户违规跨境投资外汇交易，可能中间收取了中介费，或者说代理费，但不应当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二、C某某的行为没有达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立案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二）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150人以上的；（三）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
（一）L某不是C某某的下级代理，L某吸收投资的数额不应算入C某某吸收数额内
C某某第一次供述：“……我本想拉L某做我的下线，后来L某自己联系到W某要求做高级代理，当时L某也交了五千美金，成为大代理商，然后我自己干自己代理，他做他的。……”
L某第一次供述：“……我和我哥做了一段时间发现确实可以盈利，然后就分别向W某购买了GCG代理，价格是5000美金。……代理的级别是根据每个月所有客户的总入金量来定的，每个月5万美金以下是初级代理，2万至25万美金是中级代理，25万以上是高级代理。……”
L某第二次供述：“问：你发展的客户能否成为代理？答：可以，他们只要愿意花5000美元就可以成为代理，自己发展客户赚取佣金。但客户成为代理后，如果每月的代理级别没有我高，我还可以收取我们之间的级别差作为提成，如果客户的级别和我一样或者比我高，我就不能从客户发展下级的入金额获取提成。”
代理级别根据业务量划分，上级代理可以获得下级代理的级别差提成。下级代理如果业务较好，可以上升代理级别，成为上一级别代理，上级代理就无法获得下级代理的级别差提成。
本案中，L某和C某某都以5000美元的价格从W某处购买了GCG的代理，获得了代理权限。C某某与L某的代理级别是否存在级别差无证据证明，也没有证据显示C某某获得了L某的级别差提成。且根据在案的证据，L某吸收客户的资金多于C某某吸收的资金，L某也很有可能超越C某某的代理级别。没有证据能够证明，L某是C某某的下级代理。
（二）证据显示，C某某仅吸收L某某一个人的投资资金76200元，达不到非法吸收资金存款罪的入罪标准
在案的证据，仅能够证明L某某通过C某某在GCG投资了76200元。其他人在GCG的投资都与C某某无关。C某某作为GCG的代理，仅吸收L某某投资的76200元，远达不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100万元的入罪标准。
因而，C某某的行为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三、C某某是在自己投资获得收益后，向他人推荐投资，在主观上没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故意
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故意，C某某主观上没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故意。
（一）GCG平台至今没有被认定为非法平台，C某某在投资前了解GCG 是受监管的有金融资质的平台
在案的证据无法证明GCG属于非法平台。
C某某在接触GCG平台之前，并不了解“炒外汇”，也没有从事金融行业的经验。凭借自己的能力，经过自己的查询、咨询和了解，内心确信GCG是国外正规的平台，是受监管的。GCG获得了澳大利亚证监会从事外汇合约交易的资质。
（二）在核查GCG平台后，C某某自己投资获得了收益。之后向他人推荐在GCG平台投资
开始之初，C某某是自己向W某学习如何在GCG 投资。
C某某第一次供述：“……W某让我在他那开设一个1万美金的GCG平台账户,这个CCC平台有个EA自动交易系统,我当时就通过这个自动交易平台自动操作,第一个月就盈利了5-6%,我也就是从那时候就开始跟W某学习炒外汇,开始接触GCG外汇平台。”
C某某在自己投资获得收益后，向他人推荐在GCG平台投资。同时，C某某自己本身也一直在投资。
C某某是出于自己投资获益后，向他人推荐投资。所有的投资款已转交给W某，汇到GCG账户。C某某不具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主观故意。
四、即使退一步说，C某某的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共同犯罪中起到辅助或者次要作用，属于从犯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条关于共同犯罪的处理问题：为他人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资金提供帮助，从中收取代理费、好处费、返点费、佣金、提成等费用，构成非法集资共同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能够及时退缴上述费用的，可依法从轻处罚；其中情节轻微的，可以免除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2020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第十七批指导性案例中，杭州市江干区（2017）着0104刑初133好案例中明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主从犯的划分。该案被告人有四位，分别为实际控制人杨某、财务负责人张某、运营总经理刘某、资金池负责人吴某。其他销售人员另案处理。判决书中关于主从犯的认定这样阐述：本案中，被告人杨卫国直接指挥控制公司业务、调度资金，是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刘蓓蕾、吴梦、张雯婷在杨卫国指使安排下分别协助杨卫国实施运营管理、数据结算、资金调度等行为，属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可认定为从犯，本院予以从轻处罚。
即使退一步说，C某某的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共同犯罪中，C某某属于从犯。C某某是GCG代理商，客户将资金转给C某某，C某某随之将资金转给W某，C某某不控制资金。C某某从客户的投资中获得一定的代理费。
W某利用GCG平台发展的代理商众多，C某某仅是其中之一。
C某某是在某某地区宣传，吸收客户投资。但在该地区，还有其他GCG的代理商，其他代理人员直接与W某联系，与C某某无关。
C某某在W某非法吸收资金过程中起到帮助作用，目的是为了赚取代理费用，不控制资金。区别于W某等为获取集资参与人本金，直接控制资金。
在共同犯罪中，C某某无法控制资金，是W某发展的代理商，在代理过程中获得一定的代理费。在C某某成为GCG代理之前，W某已经在利用GCG平台吸收客户投资，发展了众多的代理人员。C某某在共同犯罪中属起次要辅助作用，应认定为从犯，从轻处罚。
五、本案C某某接到H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电话通知后在家中等待处理，与警官前往H市公安局经开分局配合调查的行为，系自动投案，到案后如实供述，应属自首
经C某某陈述，结合C某某2022年6月21日通话内容及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实C某某属自动投案，请办案机关调查核实：
第一次通话：2022年6月21日上午10时34分，C某某（电话138******88）在家中接到H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电话（188******78）。办案人员让C某某在家等候他们过来核实情况，并询问其弟弟L某是否与他在一起。C某某回复与弟弟不在一起，可以让弟弟L某前往他家中，一起配合调查。
接到电话后，C某某便联系弟弟L某到家中来。
上午10时43分，C某某微信告知女儿c某：“H市公安局反诈中心一会到家中了解情况，L某也会到家中来。”
第二次通话：上午10时45分，C某某在家中接到电话（188******78）。办案人员询问案件情况。
上午11时01分，C某某微信告知女儿c某：“他们在楼下，在小区门口，我去看看。”
第三次通话：上午11时02分，C某某接到电话（188*******8）。办案人员说已经到小区门口，让C某某下楼到车里说明情况。
C某某接到电话后，着运动短裤、运动鞋，准备下楼到警官的车上配合调查。在门口的14层电梯口，碰到着便装的H市公安局经开分局三位警官，正朝着C某某家中方向去。C某某便询问他们找谁，他们反问是否是C某某，C某某回复是的。随后三位警官让C某某配合调查，一起下楼上车离开。
上车后不久，警官停车给C某某拍了照片。
第四次通话：上午11时08分，C某某接到电话（188******78）。办案人员询问C某某到哪里了，车上的警官让C某某告知对方，和经开分局的警官走了。
第五次通话：上午11时14分，C某某接到电话（188******78）。办案人员再次核实是否和经开分局的警官一起离开。
之后是经开分局的警官与反诈中心的办案人员通话。
上午11时25分，C某某微信收到其弟L某消息。L某告知其接到某某派出所电话。随后C某某通过微信让L某到其所在小区门口地铁口附近，一起前往经开分局配合调查。
C某某与L某的微信聊天内容记录如下：
L某：“某某派出所给我打电话。”
C某某：“你接。经开分局的警察说我们兄弟俩到一个地方去配合调查。忙完了你回过来，我和警察去经开分局，L某你直接打的到这儿来吧，我马上给你发个位置。”
L某：“他说让我先去他那儿。”
C某某：“这边说了，你到这边来吧，反正有他电话，已经挂了，我们兄弟俩一起去，到这边来吧，人家好处理，你叫他来那个，没事的。我们去一个地方吧，不要再分开了，好吧，这个警察是这个意思。L某我们现在就在小区门口了，你在哪呢？在小区门口地铁口这了，就在地铁口，你过来。”
随即C某某与三位警官前往H市公安局经开分局。
本案中，H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的电话通知并不属于我国法律规定中的强制措施。C某某接到电话通知后，人身自由也尚未受到限制，其选择配合公安机关处理，并主动下楼，配合接受调查，表明其具有归案的自动性和主动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经查实确已准备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的通知（法发［2010］60号）第一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2）明知他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待，抓捕时无拒捕行为，供认犯罪事实的。
最高院、最高检《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规定：“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分子……虽被掌握，但犯罪分子尚未受到调查谈话、讯问，或者未被宣布采取调查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时，向办案机关投案的，是自动投案。”
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发布的第354号王春明盗窃案中指出：“被告人王春明在接到传唤后主动归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
2021年5月《检察日报》文章明确：通知本人到案应当视为自动到案。（网站地址https://www.spp.gov.cn/spp/llyj/202105/t20210525_519127.shtml）
本案中，C某某接到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并未离开，主动配合前往公安机关车上接受调查，在电梯口碰到公安机关，应属自动投案。C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应属自首。
六、本案C某某按照公安机关的安排，将同案犯L某约至指定地点，应认定为立功
如上所述，C某某按照公安机关的安排，两次联系同案犯L某至指定地点。
第一次联系：2022年6月21日上午10时34分，C某某第一次接到反诈中心电话后，便联系弟弟L某到其家中，一起配合调查。其在10时43分发给女儿c某的微信可以印证。
第二次联系：上午11时25分，C某某与三位警官前往H市公安局经开分局的途中，C某某接到其弟L某微信消息，遂依照公安机关的安排，要求L某到小区门口地铁口附近，一起前往H市公安局经开分局配合调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五条规定，“按照司法机关的安排，以打电话、发信息等方式将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约至指定地点的，属于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应认定为立功表现。”
本案中，C某某按照司法机关的安排，将同案犯L某约至指定地点，在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过程中起到协助作用，属于协助抓捕同案犯，应认定为立功。
七、C某某已经退还案涉款项，并获得投资人谅解
C某某积极配合办案机关，协调处理，尽最大可能退还案涉款项，并获得投资人谅解。
综上，C某某只是介绍客户违规操作，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C某某的行为没有达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立案标准，主观上没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故意。
即使退一步说，认定C某某的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C某某属于从犯，具有自首情节。
以上法律意见，恳请贵院审查核实并予采信。
辩护人：安徽金亚太律师事务所
王非律师
2023年
撰稿：叶正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