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国际金融产品（新加坡）有限公司诉香港某甲公司等质押合同纠纷案-跨境股权质押合同效力审查及准据法适用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入库编号：2023-10-2-106-001
关键词
民事/质押合同/准据法/跨境担保/股权质押效力
基本案情
原告某国际金融产品（新加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新加坡公司）诉称：2019年8月22日，本案相关方签署《股权质押合同》，约定以本案被告香港某甲公司、香港某乙公司所持有的扬州某有限公司的股权向某新加坡公司出质，为第三人某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锂业公司）债务提供担保。该合同约定，因出质人原因质权未有效设立，质权人有权要求出质人对担保的债务与债务人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后某锂业公司未按时还本付息，香港某甲公司、香港某乙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完成股权质押登记手续，且未履行担保责任。某新加坡公司请求判令：香港某甲公司、香港某乙公司就11,636,983.60新加坡元的欠款以及主债权合同诉讼相关费用向某新加坡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支付利息及承担为实现本案债权而产生的全部实际费用。
香港某甲公司、香港某乙公司共同辩称：一、本案《股权质押合同》系香港某甲公司原董事陈某与某新加坡公司恶意串通签订，依法应认定为无效。两被告对外提供担保须经公司决议机关同意后执行。另外，根据[1997]外经贸法发第267号《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股权变更规定》）第十二条规定，投资者将中外合资企业股权质押，应当经其他投资者和企业董事会决议同意后，报审批机关审批。未办理审批和备案的质押行为无效。某新加坡公司与陈某签订《股权质押合同》时，中外合资企业的股权质押登记仍执行上述规定。某新加坡公司在签订质押合同时未对法律明确要求的董事会决议和其他投资者的同意进行任何审查，不能认定其为善意。本案两被告系香港公司，原告系新加坡公司，涉案《借款协议》是在境外签订，双方却特地跑到与双方及质押合同均无任何关联点的上海签订《股权质押合同》，并约定上海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不符合基本的商业规律。二、即使《股权质押合同》有效，其约定的两被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条件也未成就。《股权质押合同》第9.1条规定，在质权未能有效成立的情形下，出质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条件是“因出质人的原因导致质权未能有效设立”。本案中，涉案股权质押因没有办理登记而不能有效设立，系因扬州某有限公司的中方投资者就两被告质押股权不肯出具同意意见所致，不属于出质人的原因导致质权未能有效成立，《股权质押合同》约定的出质人对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条件并未成就。
第三人某锂业公司未向法院陈述意见。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12月21日，某新加坡公司与第三人某锂业公司签署一份《借款协议》，约定由某新加坡公司向某锂业公司提供1200万新加坡元的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限为12个月，最长可再展期24个月，还约定本协议受新加坡法律管辖并依据新加坡法律进行解释。借款到期后，某锂业公司于2019年1月2日支付了借款利息84万新加坡元，未能偿还本金。在某锂业公司的请求下，某新加坡公司同意给予6个月的展期，并适用新的借款年利率8.5%。第三人某锂业公司的母公司某控股有限公司为上述借款向原告提供了担保。2019年6月20日，原告给予的借款展期到期，第三人某锂业公司、某控股公司均未能偿还本息。原告于2019年8月以第三人某锂业公司、某控股公司为被告，向新加坡共和国最高法院提起诉讼。2020年1月29日，新加坡共和国最高法院高等法庭判决某锂业公司需向原告支付主债务总额11,636,983.60新加坡元及应支付费用和利息；某控股公司连带偿付上述费用。2021年9月21日，经申请人某新加坡公司请求，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沪02协外认9号民事裁定书，承认新加坡共和国最高法院高等法庭作出的上述民事判决。
另查明，2019年8月22日，在某锂业公司到期未能还本付息的情况下，两被告作为某锂业公司的关联公司，与某新加坡公司签署《股权质押合同》，约定以香港某甲公司、香港某乙公司所持有的扬州某有限公司的股权向某新加坡公司出质以提供担保。合同第2.4条约定，“出质人应于本合同签署之次个工作日起十五（15）个工作日内于标的公司注册地有管辖权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完毕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取得相应股权质押登记核准通知书”。第9.1条规定，“如果因出质人的原因导致质权未能有效设立，……且出质人与债务人不是同一人，质权人有权要求出质人在本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内对担保的债务与债务人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第12.1条约定，本合同应按中国法律进行解释，并受中国法律之管辖。后两被告未按照合同约定完成股权质押登记手续，相应质权并未有效设立。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8日作出（2021）沪02民初10号民事判决：一、香港某甲公司、香港某乙公司就新加坡共和国最高法院高等法庭作出的民事判决所确认的某锂业公司应向某新加坡公司支付11,636,983.60新加坡元的付款义务，向某新加坡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香港某甲公司、香港某乙公司就新加坡共和国最高法院高等法庭作出的民事判决所确认的某锂业公司应向某新加坡公司支付费用和利息向某新加坡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判决后，各方未提出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法律关系的准据法适用和《股权质押合同》的效力问题。
一、关于案涉法律关系的准据法适用。本案系涉外股权质押合同纠纷。质权人系新加坡公司，两出质人系香港特区注册公司，各方依据协议约定，就涉案质押合同纠纷适用我国内地法律均无异议，但对于两香港被告对外提供质押担保是否须经公司内部授权以及案涉质押担保的效力应适用的法律存有争议。法院认为，涉案《股权质押合同》虽约定协议项下的纠纷适用我国法律，但两被告提出的关于其对外担保是否须经公司机关决议及标的公司扬州某有限公司的内部授权问题，其实质涉及的系公司权利能力以及行为能力的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第一款“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的规定，应当适用香港某甲公司、香港某乙公司登记地法律，即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予以认定。
二、关于《股权质押合同》的效力认定。两被告辩称因标的公司为中外合资企业，涉案股权质押须经标的公司中方股东同意并经董事会决议通过，报审批机关审批，未经审批和备案的质押行为无效。某新加坡公司签订质押合同时，未对出质人和目标公司的公司决议及中方股东是否同意股权质押进行审查，故应认定某新加坡公司签订合同时并非善意相对人。法院对此认定如下：
首先，本案系两家香港公司以其在内地投资的股权设定质押，向新加坡公司提供担保。两被告为香港公司，其对外提供担保是否需经两被告的公司机关决议，以及某新加坡公司是否有义务审查两被告决议或进而是否须审查标的公司董事会决议的问题，应适用香港法进行评价。根据法院查明，在香港法下，《香港公司条例》并未就公司向其他公司提供担保需进行内部决议存在相关规定，本案两被告作为出质人签署《股权质押合同》，亦未违反香港法和公司章程细则；且在公司董事签署对外担保合同并加盖公司印章的情况下，《香港公司条例》亦未要求另一方在签署合同时履行任何审查义务。故两被告关于某新加坡公司有义务对两被告的机关决议、标的公司董事会决议及中方股东是否同意股权质押进行审查的抗辩意见，缺乏法律依据。
其次，两被告提出的[1997]外经贸法发第267号《股权变更规定》系商务部的部门规章，根据该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将股权质押的，须报经有权审批的机关批准，未办理审批和备案的质押行为无效。但是随着涉外金融贸易业务的发展，我国司法政策已取消涉外担保合同核准、登记生效要件，转而采取了涉外股权质押合同自合同签订时发生法律效力的制度安排。根据《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十三条规定，外商投资企业股东与债权人订立的股权质押合同，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成立时生效。未办理质权登记的，不影响股权质押合同的效力。国家外汇管理局2014年发布的《跨境担保外汇管理规定》第二十九条亦明确规定，“外汇局对跨境担保合同的核准、登记或备案情况以及本规定明确的其他管理事项与管理要求，不构成跨境担保合同的生效要件。”据此，涉案《股权质押合同》依法已成立并生效。未办理质权登记的，不影响股权质押合同的效力。综上，两被告上述关于本案《股权质押合同》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人民法院不予采信。根据《股权质押合同》第2.4条约定，两被告作为出质人有义务办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现两被告未按约办理质押登记，导致质权未有效设立，某新加坡公司未能取得质押标的的优先受偿权，两被告的行为显属违约，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根据《股权质押合同》第9.1条有关违约责任的约定，如因出质人的原因导致质权未能有效设立的，则出质人在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内对担保的债务与债务人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故某新加坡公司依据合同约定，要求两被告就担保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具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
裁判要旨
1.境外公司以其持有的外商投资企业股权为出质标的，双方就质押合同效力产生争议的，因涉及公司权利能力、行为能力、组织机构等主体因素的认定，应以公司登记地法律为准据法进行审查。
2.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一方当事人仅以境外公司出质外商投资企业股权未经外商投资企业董事会决议、中方股东同意或行政机关核准、登记、备案为由，主张股权质押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14条、第41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13条
一审：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1）沪02民初10号民事判决（2022年12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