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筹成功，然后呢？
李一男给牛电定下了三个阶段的规划：第一阶段是让电动车能够走进千家万户，真正让用户觉得好玩、酷，形成自有独特的品牌文化；第二阶段是推出定位于电动车周边的产品，能够在出行方面给用户提供一套更好更完整的体验；第三阶段希望通过更多科技的方式能够对服务行业，或者是对整套电动车行业有效刺激和整合，目前正处于第一个阶段。
其实第一个阶段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电动自行车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红海市场，后来者要杀进去都不容易，况且要走进千家万户。
小牛电动车截至2015年10月21日，牛电方面公开宣布的数据是，小牛N1电动车已售出4万多台（包括京东众筹上卖掉的1.6万台），这对一个新公司已经是不错的销量。
但是，小牛电动N1首批货就因为存在问题，拖后了一个多月才发货。后续产品部分批次也存在一些问题，其缺陷主要存在于电动车前轮轮毂，续航、轮胎、App也多有吐槽。
也就是说，到目前为之，小牛电动车还不是成熟的电动自行车产品。
小牛电动自行车瞄准的是中国乃至世界庞大的潜在市场。按照小牛的理想路径，未来是这样走的。
第一步，首先推出小牛电动车的品牌，用高价格把品牌定位竖立起来。然后制造出高品质的成熟产品，建立起遍布全国的销售渠道。
第二步，产品成熟后，经过几代高价产品进一步确定小牛电动车的高端地位。把小牛品牌竖立起来，网点普及开，成为高端电动自行车市场的主流品牌。
第三步，推出主流价格产品，利用品牌定位高端的优势获得一点溢价和大量的市场份额，依靠已经铺设开的网点，获得满意的销量和市场份额。颠覆电动自行车行业。
第四步，有了量，就可以以电动自行车为平台，推出周边产品，重构产业链，改变电动自行车行业的盈利模式，甚至以智能电动自行车为硬件基础发展出互联网服务。
在这个路径中，一直到第三步成功之前，小牛电动车都是要烧钱的，需要资本长期的支持。
而目前，小米电动车的第一步只走了一半，产品还没有成熟，网点刚刚有了几个，品牌知名度刚刚有了一点，李一男就有了麻烦。
2014年末，大可乐手机登陆京东众筹平台，打出“一次众筹，终身每年免费换新”的口号，亦即投资者只要花千余元参与众筹项目，就可以免费获得一台高配置的大可乐3手机，同时每一年还可以将旧手机更换成新手机，这一营销思路引发了投资者的追捧，不到25分钟就已吸引1650万元的投资。
然而正当投资者还在为自己精明的打算沾沾自喜之时，大可乐手机的问题却频频被曝光。2015年1月，据中国之声报道，大可乐3手机在众筹结束后更改手机配置，此前宣传的16核GPU，在结束之后的两天就更改为双核，涉嫌虚假宣传。同年10月，又有消息称，大可乐手机的母公司北京云辰科技有限公司已面临破产清算。直至今年3月份，丁秀洪正式发博宣告大可乐手机的失败，投资者已无法享受当初众筹之时的美好承诺。
不仅大可乐“被打翻”，2015年的众筹之王，曾吸金7200万元的小牛电动车也麻烦不断。去年11月，多位使用小牛电动车的用户因轮毂质量频出事故，今年3月15日，小牛CEO因李一男涉内幕交易获利700万罪在深圳受审，整个公司陷入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中。
在两大创纪录众筹问题频现之时，参与众筹的投资者却有苦说不出，没有任何权利能和利用他们资金所组建的公司去讨价还价。
经济观察报记者在京东众筹平台上看到，每一位支持者在选择不同众筹项目后，京东需要支持者勾选一份《支持者协议》，协议中明确提到，有关众筹的相关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变化，发起人可能根据该变化依法调整众筹的内容，届时支持者须与发起人友好协商解决，发起人应尽最大可能处理纠纷。只有支持者在勾选并且同意该项协议时，才能进入下一个页面。而后就是进入付款环节，其中并没有任何的和之间发起人的协议。按照京东的说法，对于大可乐手机的支持者应当和大可乐方面沟通协商，但是其中沟通起来并不容易。
同时，在京东上发起众筹项目时，发起人也需要和京东签订《京东众筹支持者服务协议》以及《京东众筹发起人协议》，其中多次强调京东作为居间方，仅为发起人与支持者之间的众筹提供平台网络空间、技术服务和支持等中介服务，并不是发起人或支持者中的任何一方。众筹仅存在于发起人和支持者之间，使用京东众筹平台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发起人与支持者自行承担。除了以上两个协议，发起众筹时仅需提供众筹项目和银行卡号等相关信息，最后经过京东审核就可以登上其众筹平台。
据大可乐众筹支持人李先生对记者表示，众筹的时候，自己并没有与发起人方签订任何协议，这导致用户维权十分困难。因为参与众筹的大多是经常接触互联网的年轻人或者从事与网络有关工作的人群，所以大可乐出事后参与维权的大有人在。有人向京东客服咨询，得到的答案是让其联系大可乐公司，用户转而拨打大可乐委托的第三方律师电话却难以接通。有人向工商局投诉，结果是调解失败。更有甚者，将天津云辰科技有限公司状告到法院，但最后因为手续的繁琐和对结果预期的不对等而不了了之。“支持者与发起人之间应该有协议。但是该协议没有公示到使任何第三方都能看到的程度。一般而言，支持者与发起人的协议是不公开的。平台、发起人也没有公开的法定义务。”大成律师事务所肖飒指出。
肖飒告诉记者，京东众筹作为平台应该履行居间法律义务，即向委托人报告订立众筹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众筹合同的媒介服务，并应当就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向委托人如实报告，不得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
“京东众筹平台不是说保证项目的创业成功，京东只是提供筹资的平台而已。”京东金融向经济观察报表示，产品众筹和股权众筹作为金融投资，一定有风险，承诺并不代表最后的结果，现在许多投资人在认识上存在误区。小牛电动车和大可乐手机项目已经在平台上成功筹集到资金，平台已经尽到责任。而有些企业众筹成功，但是创业失败，那是企业自身对用户承诺没有做到，平台方、企业方、项目方和用户的权责、利益和风险需要区分明确。没有任何一个平台或者孵化器能保证项目一定能成功。如果有这个把握，平台就会更多的去做PE、VC，而不是众筹了。“我国目前并无专门的法律法规规范。京东众筹目前来看符合合同法规定，难以说其违法。”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肖飒称。
监管缺失
“项目成败暂且不论，我倒是非常关心众筹项目的信息披露问题，这直接关系到众筹投资者权益。”黄嵩向经济观察报表示，众筹平台应该对项目进展和风险性事件要及时掌握，及时向投资者披露。
然而，在这两起项目中，投资者远未能及时了解项目的进展程度。
大可乐3手机项目在2016年3月8日发布的《关于暂停大可乐手机业务的公告》，落款时间是2015年12月15日。
在小牛电动车项目中，2015年底媒体上即传出李一男遭证监会调查的消息，但牛电科技对此予以否认，并称其“在美国养病”。而根据财新披露：早在2015年6月3日，李一男就因涉嫌内幕交易罪被深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
“作为一种投资产品，无论是股权众筹还是产品众筹，我们一般要看机构投资者的投资比例，如果大都是个人投资者，则话语权相对较小。”一位众筹行业人士说道。
实际上，众筹在国内快速发展于2014年，零壹财经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年底，我国产品众筹累计筹款金额达到30.7亿元，其中，2015年筹款金额高达27.0亿元，是2014年（2.7亿元）的10倍。2015年，我国产品众筹累计支持人次约为1367万，考虑到失败的项目，这个数据保守可以修正到1400万以上。如果按每人支持6-8次来估算，参与人数在175-235万之间，已具备一定的规模。
但是，行业发展规模和速度固然很快，随着行业的快速发展，风险正逐渐暴露。截至2015年底，至少已有84家平台停运、倒闭或转型，约占整体数量的23.0%。
“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范围，目前只纳入股权众筹，尚未纳入产品众筹，这存在很大风险。”黄嵩称。
无论是2015年7月十部委发布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还是后来陆续出台的各类互联网金融监管草案和细则，均未对产品众筹进行明确阐述。
“国外非股权众筹由合同法约束，没有特别的法律规范；股权众筹则由证券业监管机构制定规则规范。”肖飒称，目前股权众筹已明确规定由证监会负责监管。
并非孤例
小牛电动车、大可乐事件并非个例，关于众筹项目跳票、失败、产品质量缺陷等问题的讨论一直存在。对比国外众筹，众筹行业“鼻祖”美国Kickstarter不久前发布了2015年的游戏行业众筹数据：整体成功率仅为30.3%，其风险可想而知。“行业平均的成功率在60%左右。”京东金融人士表示，京东众筹作为行业最大的产品众筹平台，成功率大约为90%。
大可乐的出局和小牛的“烂尾”项目，并不能代表众筹模式的失败。京东众筹负责人表示，股权众筹和产品众筹的风险程度不一样，相对于产品众筹，进行股权众筹投资的更多的是一些专业的投资人，能意识到相应的风险，而产品众筹的回报是实物或者服务，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投资，只是一种新的消费模式。“项目总有成功失败，而且众筹项目失败率高也不意外，毕竟平台上的都以初创项目为主。所以投资者在投资众筹项目的时候要认识到这一点，众筹平台也应该充分告知投资者这一点。”黄嵩称。
2015年，整个众筹行业的一个明显趋势是大平台依托自身或合作方的优质资源，开始构建闭环生态，树立竞争壁垒，其影响力和市场份额逐步扩大，形成马太效应，导致很多中小平台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甚至出局。“预计今年末将集中爆发众筹行业的风险，无论是产品众筹还是股权众筹。”一位股权众筹平台CEO向经济观察报称。
然而，目前仍无有效的监管落地。对于创业者而言，创业艰难，筚路蓝缕；对于投资者而言，行业乱象和权益保护问题亟待解决。为了“规范发展”产品众筹行业，平台需要及时披露信息，政府也应该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落地，众筹投资者也应该理性投资。要明白，众筹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