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审判参考》（2002年第3辑，总第26辑）

【第175号】朱某志交通肇事案-超过1979年刑法规定的追诉时效但根据新刑法又应当追诉的应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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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问题

1.超过1979年刑法规定的追诉时效但根据新刑法又应当追诉的应如何处理?

2.犯罪超过追诉时效的，在诉讼程序上应如何处理?

三、裁判理由

(一)犯罪行为发生在新刑法实施以前且超过1979年刑法规定的追诉时效的，不应追究刑事责任

本案公诉机关以被告人朱某志犯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就本案现有的证据而言，认定被告人朱某志故意(放任)驾车撞死被害人易某3的证据不足，现有的证据仅能证实朱某志的行为可以构成交通肇事罪。这一点在审理中没有异议。由于朱某志的交通肇事行为发生在新刑法实施之前，根据新刑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对其应按照当时的法律来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对朱某志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要追究刑事责任也只能适用1979年刑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和1987年8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严格依法处理道路交通肇事案件的通知》第一条第(一)、(三)项规定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的法定刑幅度，而不能适用新刑法规定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的法定刑幅度。这一点在审理中亦无异议。朱某志交通肇事的行为，依照1979年刑法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和第七十八条的规定，已经超过追诉时效，但根据新刑法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却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对本案被告人朱某志的交通肇事行为，要不要追究刑事责任呢?对此审理中存在争议。有一种意见主张，根据新刑法第十二条“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对朱某志的行为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理由是:该条规定已十分明确，即根据1979年刑法的规定认为是犯罪的，并且按照新刑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依照1979年刑法追究刑事责任。朱某志的行为按照1979年刑法的有关规定，已构成交通肇事罪，依照新刑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尤其是第八十八条“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后，逃避侦查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的规定，公安机关在朱某志肇事当日已经立案侦查，因此，对朱某志的追诉不受旧刑法5年追诉期限的限制，只是在量刑时适用1979年刑法的法定刑幅度而已。新刑法第十二条上述规定的本质就在于说明对追诉时效应适用新刑法，而排除旧刑法追诉时效的适用。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错误的。理由如下:首先，刑法第十二条规定的所谓“按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理解上当然既应包括适用当时法律的定罪量刑规定，也应包括适用当时法律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不能把当时法律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排除在适用之外。其次，在有关追诉时效的规定方面，1979年刑法与新刑法虽基本相同，但在追诉时效延长的规定上有两点显著区别:一是1979年刑法规定不受追诉期限限制的起始时间为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后”，而新刑法则对此修改为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二是新刑法增加了“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公、检、法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限制”的规定。两相比较，新刑法有关追诉时效的规定较1979年刑法对被告人更严更重。关于追诉时效是否也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9月25日通过的《关于适用刑法时间效力规定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一条已有明确规定。该条规定“对于行为人1997年9月30日以前实施的犯罪行为，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行为人逃避侦查或者审判，超过追诉期限或者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超过追诉期限的，是否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适用修订前的刑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该条规定的精神，就是明确地确立关于追诉时效也应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第三，以本案为例，假如朱某志的行为发生在1992年5月，公安机关于1997年9月立案并对其采取了强制措施，根据1979年刑法显然超过追诉时效，不应追究其刑事责任。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异议。但是同样的行为，假如公安机关于1997年10月以后才对其立案，根据上述观点，却又要追究刑事责任，这无论如何也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因此，我们说《解释》第一条所确立的追诉时效同样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是正确的、不容置疑的，也是符合立法精神和刑法基本原理的。就本案而言，被告人朱某志的交通肇事行为，已超过1979年刑法规定的追诉时效，不应当再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犯罪行为超过追诉时效的，在诉讼程序上应如何处理

对于犯罪行为超过追诉期限但是已经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案件，根据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宣告无罪。具体来说，在侦查阶段由进行侦查的检察机关或者公安机关撤销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由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案件经人民法院受理后的，应当宣告无罪。对此，1979年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终止审理的处理方式。这种对于在审判环节仅采取宣告无罪一种处理方式的规定，是不尽科学的，也与刑事诉讼理论相悖。犯罪超过追诉时效，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其实质是刑事诉讼中的一个程序问题。这里所说的“犯罪”，准确地应说是一种犯罪嫌疑，因为行为人尚未经过人民法院审判，还处于是否有罪的不确定状态，由于行为人的行为已超过追诉时效，无论其是有罪还是无罪，都不再予以追究。不再予以追究是指诉讼程序不再继续往下进行，并不是说该行为就不构成犯罪。因此，超过追诉时效的情形，无论出现在刑事诉讼的哪一个阶段，都应当由正在负责追究的司法机关终止诉讼程序，不再往下一个诉讼阶段移送。由于人民法院是刑事诉讼的最后一个环节，因此，终止诉讼程序的方式只能是终止审理，而不是宣告无罪。宣告无罪是人民法院通过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无罪或者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而作出的实体判决，它解决的不是诉讼程序上的问题，而是被告人是否有罪的实体问题。因此，用这种实体判决的方式来解决非实体的程序问题，显然是不合适的。同时，在行为人的行为已构成犯罪，只是由于已经超过追诉时效而不再予以追究的，如果宣告被告人无罪，否定其行为的犯罪性质，在法理上也难以讲通，且与公安、检察机关撤销案件、不起诉的程序性处理方式不协调。对于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这一缺陷，1994年3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第一百二十七条作出了补充规定，增加了裁定终止审理的处理方式。对此问题，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亦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二)犯罪已超过追诉时效期限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七十六条第(八)项进一步明确规定，对于案件审理中发现或出现犯罪已超过追诉时效期限的，应裁定终止审理。由于诉讼法不存在溯及力问题，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应适用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来处理程序上的问题。因此，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本案审理时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其相应的司法解释的规定，裁定终止审理本案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