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审判参考》（2012年第3辑，总第86辑）
【779】郑某1、傅某2抢劫案-对共同犯罪案件如何把握“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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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问题
对共同犯罪案件如何把握“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三、裁判理由
96 刑事诉讼法第 162 条第一项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这是审判实践中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其中包含“案件事实清楚”和“证据确实、充分”两个方面。首先，“案件事实清楚”，是指司法人员对于有关定罪量刑的事实均已查清楚，而对于不影响定罪量刑的细枝末节则没有必要去纠缠。那么，哪些属于有关定罪量刑的事实和情节？“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五条第三款规定：“办理死刑案件，对于以下事实的证明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一）被指控的犯罪事实的发生；（二）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与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以及其他情节；（三）影响被告人定罪的身份情况；（四） 被告人有刑事责任能力；（五）被告人的罪过；（六）是否共同犯罪及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七）对被告人从重处罚的事实。”这一规定不仅适用于死刑案件，对判断其他类型案件是否“事实清楚”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次，“证据确实、充分”是认定被告人有罪时对据以定案的证据的质和量的总体要求。“确实” 是对证据的质的要求，是指据以定案的每个证据都必须是客观真实的，而且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案件事实。“充分”是对证据的量的要求，是指经审理认定的犯罪事实必须有足够的证据加以证实。《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证据确实、充分是指：（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每一个定案的证据均已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不存在矛盾或者矛盾得以合理排除；（四）共同犯罪案件中，被告人的地位、作用均已查清；（五）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由证据得出的结论为唯一结论 "据此判断证据是否已达确实、充分的方法，就是看通过在案证据形成的有罪事实是否能排除合理怀疑。达到这一标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否则，就不能认定有罪。对共同犯罪案件也是如此。
司法实践中证据不足的情形并不少见。证据不足，是指虽然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犯罪嫌疑，但现有证据在质量和数量上未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程度。证据不足的表现形式通常有：（1）犯罪构成要件缺乏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2）证据的客观真实性存在疑问，无法查证属实；（3）证据之间存在矛盾，不能合理排除；（4）依据现有证据能够得出不同结论，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性。证据不足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就是应当根据疑罪从无原则对被告人判决无罪。
本案的焦点问题是，证实傅伙同郑入室抢劫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能否得出傅有罪的唯一结论。首先，在案证据足以证实郑参与作案的事实。郑在侦查阶段供述较稳定，供称独自用菜刀砍死女房东后劫取财物。虽然郑在庭审中又称与傅共同作案，且其所供伤害被害人的身体部位、刀数与尸检报告载明的被害人受伤情况有出入，但根据其稳定的有罪供述和在案发现场提取的其遗留的血指纹，综合证人证言、鉴定意见等其他证据，可以认定其参与实施本案抢劫犯罪。
但是，对于傅的指控在证据上未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不能排除傅没有作案时间、郑另与他人商议共同作案等疑点。傅被抓获后，在侦查机关多次供述其参与作案，尤其是其所作供述中对伤害被害人的身体部位和刀数、对案发现场和被害人具体情况的描述，与尸检报告、现场勘查笔录等载明的情况基本吻合，这是检察机关指控傅参与抢劫的主要根据。但是我们认为，在案证据表明傅有重大作案嫌疑，但尚未达到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侦破经过对认定傅是否参与作案不具有直接的证明作用。本案案发后，公安机关在现场提取了一枚血指纹，经比对发现该指纹系郑所留，并利用技术手段抓获使用过郑手机号的手机机主傅。后经布控，又将郑抓获。这种侦破过程表明，傅与郑有交往，不排除与案件有关联，但不足以据此在傅与案件之间建立紧密联系。
第二，傅某2在数次有罪供述中对其作案过程所做的供述不一致，具体包括：（1）所供作案时间不稳定；（2）所供作案人数有变化；（3）所供作案刀具的来源和特征不稳定；（4）对作案现场的供述及所供开门过程不稳定；（5）对作案现场室内布局的供述不稳定；（6）对其本人作案时的衣着和作案后处理情（7）对所抢赃物男式手表处理情况的供述不稳定。
第三，傅某2的有罪供述与在案其他证据之间存在矛盾，具体包括：（1）傅某2多次供述案发前打郑或郑女友赵艳倩的手机找到郑，而郑供称自己没有手机， 赵艳倩证实其手机已丢失，通话记录显示赵艳倩的手机自案发前 5 天起已无通话记录；（2）在作案时间上，傅某2的供述（凌晨 l 点）与郑某1的供述（6 时， 天刚亮）、证人胡龙泉的证言（凌晨 3 时许被女人的呼救声惊醒）存在矛盾；（3） 傅某2供述郑作案时穿深色 T 恤、黑皮鞋，而郑则供称自己当时穿白色 T 恤、拖鞋；（4）傅某2供述从作案现场拿走一块金黄色男表，证人熊安阳（系被害人刘某某之子）则证实丢失一块银白色男表；（5）傅某2供述的所抢现金数额与郑所供不一致。
第四，傅某2否认参与犯罪的同时辩称案发当晚与同事陈棵一起在龙华上网， 没有作案时间。经查，富士康公司确有陈棵其人，但已无法查找；傅某2所称当晚上网的网吧也未找到，故其上网记录没有提取到。
第五，傅某2与郑过去只是普通同事，各自先后从原单位离职后也无交往， 且二人也无其他特殊身份关系。因此，郑仅因所谓的“攻守同盟”（傅某2曾供称其与郑约定，一旦被抓不能供出对方，郑在庭审中做过类似述），而在侦查阶段坚称系其本人单独作案以承担全部责任的行为，不符合一般犯罪分子趋利避害的普遍心理。
通过上述分析，证实傅某2参与作案的证据仅有其先前的有罪供述及郑的当庭指证，此外再无任何证据证实其有罪。由于被告人供述的自愿性难以准确判定，在没有其他证据支撑的情况下不能仅凭口供定罪。在主要依靠被告人供述等言词证据定案的情况下，应重点审查被告人的有罪供述是否稳定，其供述的作案细节与同案被告人的供述能否印证（特别是必须亲临现场才能感知的细节），是否根据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延伸收集到其他可印证的证据。本案中傅某2的有罪供述前后不一且当庭翻供，之前的有罪供述与郑的供述及其他证据存在多处矛盾，其供述中没有现场感知的个性化细节能与郑某1的供述相印证。公安机关也未能根据傅某2的供述延伸收集到其他可印证其有罪供述的证据，如未找到被其扔弃的手表，提取的其“作案”时所穿衣物上未检出被害人血迹，未调查其“作案”后回厂时间及衣着等。认定傅某2有罪的证据不符合“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不存在矛盾或者矛盾得以合理排除”的要求，其有罪供述及郑某1指证其参与作案的供述的真实性本身也存在疑问。同时，对傅某2提出的没有作案时间的辩解，公安机关也未能找到陈棵（当晚与傅某2一起上网）和网吧核实相关情况，无法排除傅某2没有作案时间的可能。因此，认定傅某2犯抢劫罪的证据不足，无法排除合理怀疑，不能认定傅某2有罪。广东高院将本案发回重审后，法院依法判决傅某2无罪是正确的。（撰稿：广东高院李慧群 审编：最高法院刑五庭马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