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审判参考》（2013年第3辑，总第92辑）

【856】田某1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妨害公务案-如何区别对待犯罪后为逃避法律制裁引发与醉驾引发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件的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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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问题

对犯罪后为逃避法律制裁引发与醉驾引发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件量刑时应如何区别？

三、裁判理由

本案田某1在无驾驶资质和运营资格的情况下，驾驶大型工程车辆严重超载运营，被交通运输管理机关依法查扣车辆后本应停止违法运营行为，但其伙同他人采用暴力威胁手段将被查扣的工程车强行开走，为逃避稽查又置公共安全于不顾，不仅驾车连续撞击警车，而且在车流、人流较为密集的城镇路段强行占道超车，与对向正常行驶的小客车相撞，致三死四伤，其行为构成妨害公务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此并无争议。然而，在本案审理过程中， 对田某1所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应当如何量刑，存在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田某1所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后果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且其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另一种意见认为，最高法院公布的黎景全醉驾案、孙伟铭醉驾案、张明宝醉驾案与本案的定罪相同，但上述被告人均只被判处无期徒刑，且孙伟铭案、张明宝案造成的死伤后果更为严重（孙伟铭案致四死一伤，张明宝案致五死四伤），与前述案件相比，如果判处田某1死刑立即执行，则会造成量刑失衡。

我们同意前一种意见。若仅从案件定性和犯罪后果分析，本案与黎景全、孙伟铭、张明宝等人醉驾案确实有一定相似之处。然而，随着刑法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确定罪刑关系越发重视和强调客观危害与主观恶性的统一。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及刑罚个别化原则，法官在对被告人裁量刑罚时，既要充分考虑其所犯罪行的性质、后果的严重程度，又要充分考虑被告人的个人经历、犯罪原因以及其他具体情况，以准确认定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大小， 通过主客观两个方面的考察判处轻重相适应的刑罚。唯其如此，刑罚才能实现个别公正。

认为判处田某1死刑立即执行量刑失衡的观点，症结在于比较不同案件的量刑时只关注犯罪的性质和后果的相似性，而忽视了案件中不同的量刑情节。量刑情节既包括刑法中规定的各类法定情节，也包括刑法未明确规定的犯罪动机、起因、手段、故意程度等酌定量刑情节。量刑情节的轻重与刑罚裁量的宽严呈正比关系，被告人所具有的量刑情节对于最终的宣告刑具有决定性影响。因此，综合分析、把握案中的各项量刑情节是准确裁量刑罚的关键所在。

虽然本案与前述醉驾引发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件均属于间接故意犯罪，且造成的实害后果相近，但犯罪情节、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与前述三起案件均有显著差异：首先，从案件起因看，前述三起案件是因醉酒驾车而引发，而本案的起因则是暴力抗法。田某1在伙同他人实施妨害公务犯罪后，为逃避法律制裁继而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这一情节能够充分反映出田某1对于国家法律和公共安全利益的藐视，此中体现的主观恶性与前述醉驾案件存在明显区别。其次，田某1这种为抗法又实施犯罪的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更为恶劣，对社会秩序和人民群众安全感的破坏明显大于前述醉酒驾车案件。最后，与前述醉驾案件中行为人因醉酒而控制力减弱的情形不同，田某1犯罪时神志清醒、控制力正常，其对自己行为的性质、后果均有清楚的认识。因此，虽然本案与前述醉驾案件均属于间接故意犯罪，但在行为人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此外，田某1在公安人员已经表明身份并向其示意停车接受检查的情况下，无视对方安危，驾驶大型工程车辆连续撞击警车，此行为充分表明田某1的人身危险性大于前述醉驾案件中的行为人。

综上，田某1所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性质、情节和后果特别严重，罪行极其严重，本案一审、二审法院依法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定罪正确， 量刑适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