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审判参考》（2013年第5辑，总第94辑）

[第910号]黄某1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如何理解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中的“不特定多数人”以及如何把握醉驾案件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死刑适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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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问题

1. 如何理解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中的“不特定多数人”？

2. 如何把握醉驾案件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死刑适用标准？ 

三、裁判理由

（一）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中的“不特定人”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黄某1醉酒驾车肇事后为逃避处罚而驾车冲撞其他车辆，致人员伤亡及财物损失的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没有异议， 但对其致被害人沈建某死亡这一节事实如何定性，即能否被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所涵盖，则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沈建某在被黄某1追尾后，拦在黄某1的汽车前欲与其理论，此时沈建某对于黄某1而言是“特定的人”， 在此情形下，黄某1不顾沈建某的人身安危，驾车将沈建某顶在汽车引擎盖上逃逸，致沈建某死亡的行为应当定性为故意杀人罪，与其后驾车冲撞其他车辆， 致多人死伤行为所构成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应当并罚。另一种意见认为，黄某1当时处于一种不顾一切执意驾车逃离现场的状态，其行为并非针对某一特定的人或者车，纵观案发过程，应当将其驾车将沈建某顶在汽车引擎盖上逃逸的行为与其后驾车冲撞其他车辆，致多人死伤的行为作为一个整体行为来评价，其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罪。

上述争议的焦点在于对危害公共安全罪中“不特定人”的理解和认定问题。刑法理论通说一般认为，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中的“危害公共安全”是指故意或者过失危害 “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安全。①据此， 危害公共安全不仅是指对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财产造成损害，而且要求这种损害所针对的对象是不特定的，这也是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侵犯财产犯罪的主要区别之一。然而，要对此作出准确的区分， 必须对“不特定多数人”的涵义有一个准确的理解。“不特定多数人”是指不特定并且多数的人，它排斥“特定的多数人”、“特定的少数人”、“不特定的少数人”等情形。“不特定”是一种客观的判断，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犯罪对象的不确定性，二是危害后果的不确定性。司法实践中，被认定为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通常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行为针对的对象是不特定的， 并且行为人事先也没预料到危害后果，危害后果也是不特定的；另一种情形是行为针对的对象是特定的，但实际造成的后果却是行为人没有预料，也不能控制的。从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这两种情形分析，“不特定多数人”中的“不特定”，是相对于其他犯罪对象的“特定”而言的，而“多数”则是相对于其他犯罪只能危害到个别少数对象而言的。侵害不特定多数人，并不是说行为人没有特定的侵犯对象或者目标。实施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行为人，有些在主观上有将要侵犯的特定对象，同时也会对损害的可能范围有一定预判，虽然其在某一特定阶段可能指向特定的目标，但行为最终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是行为人难以控制的，从而危害到之前特定人之外的人身或者财产安全。因此， 不能将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中的“不特定多数人”理解为没有特定的侵犯对象或者目标。

在行为人具有特定侵犯对象或者目标的犯罪中，如何确定行为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还是其他犯罪？我们认为，不能仅以行为人的主观认识为标准，而应当采取客观主义的立场，即犯罪行为一经实施，不论行为人．主观上是否针对特定的对象，只要在一定条件下造成了众多人员伤亡或者公私财产的广泛损失，或者形成对公众人身、财产安全的重大威胁，就应当认定其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犯罪。

本案中，黄某1醉酒驾车追尾被害人沈建某的出租车后，为逃避处罚而驾车逃逸，在路口遇红灯停车后，沈建某赶上并拦在黄某1的汽车前与其理论， 但黄某1不顾沈建某的人身安危，强行启动汽车，将沈建某顶在引擎盖上高速行驶，此时，沈建某对于黄某1来说是特定的行为对象，黄某1将特定对象顶在引擎盖上高速行驶，至少有放任被害人伤亡的故意，因此，此节行为符合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的构成特征。但结合案发的时空环境，黄某1系白天在车流人流密集的城市主干道醉酒驾车，将沈建某顶在车辆引擎盖上高速行驶， 其主观目的虽然是想摆脱被害人，但客观上对该路段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及财产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且其行为的后果不仅导致了沈建某被撞身亡，还造成被撞车辆内多人死伤和重大财产损失。黄某1虽然看似针对沈建某这一特定的对象实施犯罪行为，但其在实施针对特定对象的犯罪过程中，无视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并实际造成了不特定多数人的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故其之前针对特定对象和之后造成不特定对象伤亡的行为应当从整体上评价为一个法律行为，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罪论处。

（二）醉驾案件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死刑适用标准

本案审理过程中，对黄某1是否适用死刑也存在不同认识。一种意见认为， 黄某1因醉酒而对自己行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减弱，其主观上不希望、不追求危害后果的发生，属于间接故意犯罪，根据 2009 年发布的《最高法院关于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配发的两起醉驾典型案例的处理精神（四川孙伟铭案、广东黎景全案）①依法可判处其死缓。另一种意见认为，本案犯罪后果特别严重，黄某1犯罪情节特别恶劣，且认罪态度差， 又有犯罪前科，对被害方未作任何赔偿，依法应当判处其死刑。该争议反映的问题是，对于醉驾造成严重后果，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如何把握死刑适用的标准。

一般而言，行为人醉酒驾车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情节往往比较恶劣，犯罪后果严重，社会危害性大，但因此类犯罪一般系间接故意犯罪，行为人主观上不希望也不追求危害结果发生，与以制造事端为目的而恶意驾车撞人并造成重大伤亡后果的直接故意犯罪相比，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相对较小，因此，综合考察醉酒驾车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及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其一般不属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 从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出发，一般不适用死刑。这也是《意见》针对此类案件提出的量刑指导意见，对四川孙伟铭案、广东黎景全案的处理，都体现了这一原则。但是，这一原则的适用在实践中必须保留例外。在具体案件中，深入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必须结合犯罪的具体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做到罚当其罪，实现刑罚的个别化。对醉酒驾车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案件，如果造成的后果特别严重，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很深，人身危险性极大的， 也可以依法适用死刑。

本案中，黄某1醉酒驾车造成三人死亡、三人受伤的严重后果，与《意见》公布的孙伟铭、黎景全案造成的后果严重程度大致相当，基于孙伟铭、黎景全最终被改判无期徒刑的结果，故有意见认为不宜判处黄某1死刑。但综合比较， 本案犯罪性质更为恶劣，社会危害性更大。黄某1醉酒驾车追尾沈建某驾驶的出租车后，为逃避处罚，不顾同车人的劝阻，在城市主干道驾车高速逃逸，且在明知沈建某在其车前阻拦的情况下，将沈建某顶在其车引擎盖上高速行驶约 1 公里并冲撞其他车辆，造成沈建某被撞身亡，被撞车辆内的二人被烧死、三人受伤的严重结果。即便不考虑黄某1醉酒驾车对公共安全造成的危害结果，其将沈建某顶在车引擎盖上高速符驶，放任被害人死亡的行为本身也属于性质恶劣的故意杀人行为。而在孙伟铭、黎景全两案中，孙伟铭、黎景全在造成多人死伤后果之前追尾其他车辆或者撞倒他人属于交通肇事行为。本案与孙伟铭、黎景全两案的前行为在性质上明显不同，足以说明本案犯罪性质更为恶劣，社会危害性更大。而且，黄某1有持枪杀人的暴力犯罪前科，其归案后对其犯罪事实避重就轻，认罪态度差，而孙伟铭、黎景全无前科劣迹，归案后认罪、悔罪，故黄某1的主观恶性更深、人身危险性更大。黄某1也没有赔偿被害方， 不能取得被害方的谅解，未能通过积极赔偿来缓和其犯罪行为所带来的社会矛盾，不具有酌定从宽处罚情节。故对黄某1的量刑不能机械参照孙伟铭、黎景全两案的判决结果。综合上述情节，本案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黄某1死刑是妥当的。值得注意的是，本案的裁判结果并不是对《意见》的突破，而恰恰是根据《意见》精神，结合本案具体情况作出的裁判。实践中．对于醉酒驾车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案件判处死刑应当限制在极少数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