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审判参考》（2017.8总第107辑·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专刊）

［第1156 号］焦某1等人寻衅滋事案-如何根据违法犯罪活动的多样性把握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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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问题

如何根据违法犯罪活动的多样性把握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标准？

二、裁判理由

 根据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五款的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当同时具备以下特征：（1）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2）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3）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 欺压、残害群众；（4）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 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根据该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具体表现在组织、经济、行为、非法控制等四个方面，且应当同时具备。

2006 年“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各地依法严惩了一大批黑社会性质组织，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不可否认，在对“打早打小” 方针的片面理解下，有个别“四个特征”并不完全具备的犯罪组织也被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侦查并移送起诉，将普通犯罪集团、恶势力团伙拔高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情形也曾有出现。客观而言，除了政策把握不到位的原因外，在法律层面上，黑社会性质组织与普通犯罪集团、恶势力团伙存在诸多联系与相似之处，区分起来确有难度。例如，在组织特征方面，实践中不乏成员人数较多，组织者、领导者明确，骨干成员相对固定，且有一定形式组织纪律、活动规约的恶势力团伙；又如，在经济特征方面，某些犯罪集团也会通过犯罪活动聚敛大量财富，其中不少还会将所获经济利益用于支持犯罪集团的违法犯罪活动。因此，正如 2009 年下发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所指出的，在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时，“应根据立法本意，认真审查、分析黑社会性质组织‘四个特征’相互间的内在联系，准确评价涉案犯罪组织所造成的社会危害， 确保不枉不纵”。

笔者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与犯罪集团、恶势力团伙最为显著的区别就在于，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目标不仅是攫取经济利益，同时也追求对经济、生活秩序的非法控制， 之后再通过由其掌控的非法秩序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说，是否追求非法控制是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犯罪集团、恶势力团伙的关键标尺。就犯罪集团来说，其犯罪的动机和目的一般都比较单一和明确，就是要通过抢劫、盗窃、走私、贩毒、组织卖淫、拐卖人口等具体犯罪来谋取不法利益，但不追求对经济、社会生活的非法控制，因此，其犯罪活动往往是较隐秘的，与黑社会性质组织公开、半公开地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明显有别。就恶势力团伙来说，其特征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相对更为接近，其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不单纯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同时也有在社会上逞强争胜、“扬名立万”的意图。但与黑社会性质组织追求非法控制不同，恶势力团伙好勇斗狠、逞强争胜的目的更多的是满足树立恶名、寻求刺激等心理需要，并没有清晰、明确的追求对经济、社会生活进行非法控制进而攫取更大经济利益的意愿。从某种意义上说，恶势力团伙与黑社会性质组织实际上只隔着一层“窗户纸”，一旦恶势力团伙开始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试图在正常社会里建立非法秩序， 那么其就跨越了向黑社会性质组织升级转型的鸿沟，剩下的只需要完成量的积累。

如前所述，审判时，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不能简单套用，而是应以非法控制为核心，将四个特征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判断。2015 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 2015 年《纪要》）规定的“涉案犯罪组织仅触犯少量具体罪名的，是否应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要结合组织特征、经济特征和非法控制特征（危害性特征）综合判断，严格把握”，也正是基于这一考虑。从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五款中的规定来看，法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特征只要求“暴力性”、“组织性”以及“多次实施”，并没有要求触犯多项不同罪名，2015 年《纪要》的前述规定是否属于在法定标准之外增加构成要素？笔者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并不是单纯为实施违法犯罪而存在，违法犯罪只是服务于非法控制目的的手段，违法犯罪的性质、次数、严重程度也都是由实现非法控制的需要所决定。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关系是极为纷繁复杂的，以生活中最为常见、普通的集贸市场为例，从市场活动参与主体来看，涉及经营者与供货商的关系、经营者与顾客的关系、经营者与经营者的关系、经营者与市场所有者的关系等；从与集贸市场相关的公共管理职权来看，涉及工商税务管理、公共治安管理、卫生检疫管理等不一而足。因此，管理一个集贸市场仅靠某一种手段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将监督检查、处罚整改、市场调节、配套服务等多种手段相结合才能保证其稳定、有序地运营，便利一方群众的生活。从这个例子不难看出，对于经济、社会管控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同理，对于经济、社会生活的非法控制也不太可能靠一两种犯罪便能实现。还是以集贸市场为例，若要实现非法控制，首先，要对市场主体形成心理强制，这就需要实施一定数量的暴力性犯罪，如故意伤害、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其次，若要对抗管理市场的公共职权，则需要实施妨害公务、聚众扰乱公共秩序、行贿等犯罪；最后，若要改变市场交易规则并从中获利，还需要实施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犯罪。因此，2015 年《纪要》中关于犯罪“多样性”的要求，反映了非法控制的内在要求，并不超出法律规定的本意与合理解释的范畴。如果涉案犯罪组织触犯的具体罪名明显偏少，则要考虑其是否属于专门从事某一两种犯罪的犯罪集团，而非黑社会性质组织。

本案中，公诉机关指控以焦某1为首的犯罪组织构成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但指控的具体犯罪事实中仅涉及寻衅滋事罪一个罪名。指控的 20 起犯罪事实中，有 12 起是该组织实施的有组织犯罪，包括 11 起暴力拆迁引发的寻衅滋事和 1 起因焦某1为承揽工程而实施的寻衅滋事。指控的犯罪行为虽然在次数、手段上符合“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 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特征，但应当看到，焦某1等人是因为中央花园项目才聚集在一起，但他们并不是依靠非法手段获得该项目征地拆迁业务，而是受项目部雇佣从事暴力拆迁活动。除了中央花园项目，焦某1等人并未染指其他拆迁工程，这些因素决定了他们的犯罪对象和犯罪手段具有特定性，只需要采用暴力、威胁、滋扰手段迫使项目征地范围内的住户尽快签订拆迁协议即可，不需要实施其他更多性质不同的犯罪来制定西平县拆迁行业的从业规则或者影响当地与征地拆迁无关的居民的生产、生活秩序。这一点，也可以反过来证明焦某1等人只是依附于中央花园项目，通过配合征地拆迁牟利。截至被公安机关查处之时，其既没有对当地经济、社会生活进行非法控制的意图，也没有以非法控制为目的实施相应的违法犯罪活动，实际上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特征。

当然，正如之前所说，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应当进行整体考察，并不是仅凭未触犯多个罪名这一点就可以认定某一犯罪组织是否涉黑，这也是 2015 年《纪要》中对犯罪“多样性”问题只作提示性规定的初衷，审判时应当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撰稿：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张敏娜审编：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 周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