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审判参考（2019.12 总第119辑）
禹某敏等窝藏、妨害公务、行贿、非法拘禁、非法管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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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裁判理由
本案被告人数众多，部分犯罪时间跨度之广、犯罪事实之繁杂、影响之恶劣，皆触目惊心。为此，严把入罪标准，厘清具体罪名成为该案审判工作的重中之重。且该案共涉及八名被告人，为均衡量刑，区分首恶，在量刑技术层面应作统一考量。
（一）关于窝藏罪的定罪量刑
1992年12月，大邱庄原华大集团公司养殖场职工危福合被刘云章等18 人殴打致死后，被告人禹某敏向公安、检察机关提供虚假情况，隐瞒事实真相，策划由少数人顶罪，为多数人开脱罪责，指使刘永华把承担罪责的刘云章等4人在村内藏匿，帮助外逃，企图使刘云章等18人逃避法律制裁。被告人刘永华挑选刘云章等4人顶罪指使被告人马德水、黄乃奇将刘云章等人于村内藏匿，并提供外逃经费。被告人马德水、陈广洪、黄乃奇参与藏匿刘云章等人，上述被告人均依法构成窝藏罪。
根据1979年《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窝藏或者作假证明包庇其他犯罪分子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被告人等多次为4名被通缉的犯罪分子提供钱财、藏身地，指使他人顶罪，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应当在“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幅度内量刑。在共同窝藏犯罪中，禹某敏、刘永华系主犯，应依法惩处；马德水、黄乃奇、陈广洪系从犯，比照主犯从轻处罚。法院根据各被告人在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以窝藏罪分别判处二年至六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二）关于妨害公务罪的定罪量刑
被告人禹某敏决定并指使被告人周克文扣留勘查现场的公安干警，策划阻碍执行公务的干警进村，下令封堵进村路口，指使周克文组织人员把守，带领并指使他人围攻进村执行公务的有关机关负责人，煽动群众罢工停课，公开抗拒公安、检察机关干警依法执行公务。被告人周克文部署封堵路口，指挥警戒、巡逻。二人行为均依法构成妨害公务罪。
根据1979年《刑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或者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罚金或者剥夺政法权利。被告人禹某敏、周克文组织、指挥群众以暴力阻碍公安、检察干警依法进村执行公务，扣押勘查现场的公安人员，围攻执行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法院根据二人妨害公务的事实、情节和造成的后果，依法判处禹某敏有期徒刑三年，周克文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
（三）关于非法拘禁罪的定罪量刑
被告人禹某敏、禹绍政、刘永华、周克文、石家明非法关押、审查、殴打非法关押、审查、殴打田宜正的行为，禹某敏、禹绍政、周克文、石家明非法扣押、审问、殴打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第三局干部学校师生10余人的行为，均依法构成非法拘禁罪。
被告人禹某敏、禹绍政、刘永华、周克文、石家明私设公堂，非法关押、审讯他人，其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且具有殴打、侮辱情节。1979年《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严禁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违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对被告人等的非法拘禁犯罪，应当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剥夺政治权利”这一幅度内从重量刑。在共同非法拘禁犯罪中，禹某敏、刘永华、周克文系主犯，应依法惩处；禹绍政、石家明系从犯，比照主犯从轻处罚。法院根据各被告人在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以非法拘禁罪分别判处一年至三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四）关于行贿罪的定罪量刑
被告人禹某敏、禹绍政为了非法获取国家机密而共同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高潮行贿，其二人行为均构成行贿罪。
被告人禹某敏、禹绍政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根据198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已失效）第七条第一款、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禹某敏等人行贿的目的是获取国家机密，因而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在行贿过程中，虽然禹某敏与禹绍政的分工、地位及作用不同，但都具有共同利用行贿手段非法获取国家机密的故意，均系主犯，均应在“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幅度内量刑。考虑禹某敏在犯罪中所起作用更大，法院以行贿罪依法判处禹某敏有期徒刑十年，禹绍政有期徒刑九年。
【编后语】
作为大邱庄的老书记，被告人禹某敏带领村民一砖一瓦搞建设，从一个远近闻名的一穷二白的落后村庄，依靠发展村办工业，逐步走向富裕，成为实力雄厚的“中国第一村”。创业的过程是艰辛的，当大邱庄逐步富裕起来时，大多数家庭都告别了茅草房，搬进了砖瓦房，不少人劝禹某敏也搬，他执意要等村里人都住上砖瓦房，再最后一个搬家。作为村企业集团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的禹某敏，为大邱庄经济的发展无疑做出了重要贡献，因而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并被评为“全国十佳优秀农民企业家”。然而，随着财富的增加、名声的显赫、桂冠的增多，禹某敏逐步忘却初心、迷失自我，将自己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以至于在大邱庄内，没有“法律”，只有禹某敏的“指示”，其私设公堂，动用私刑，随意监禁、殴打、侮辱他人，窝藏罪犯，行贿国家干部，干扰案件查处，阻碍司法机关办案，甚至纠集群众，武力对抗国家机关，种种行为，令人瞠目结舌。但是禹某敏等被告人低估了执法机关坚决打击犯罪的决心和能力，最终受到了法律的严惩。禹某敏从一个名扬四海的致富带头人，最终沦为国法不容的罪犯，其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在接受审讯时，禹某敏不止一次地提到自己过去15年间在大邱庄创业和发展中的辛苦历程，他的蜕变与犯罪，确实令人扼腕叹息，但是共和国的法律不容践踏，法治社会也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人民法院对禹某敏案的依法审判，为塑造风清气正的政商环境、规规矩矩的创业环境作出了正确的指引。
（撰稿∶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 孙 潇审编∶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 韩维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