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审判参考（2019.12 总第119辑）
陈某建、张某棉、周某濂等抢劫案-东星号客轮被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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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裁判理由
（一）抢劫罪适用死刑的政策把握
抢劫罪是一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历来属于严厉打击的犯罪类型。对抢劫罪的处理，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区别对待。例如，对于犯罪后具有自首或者立功情节的，一般要体现政策，对于同时具有自首和重大立功表现的，则应当依法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于共同犯罪中的从犯，或者主犯中罪责相对较轻的，不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于作案时刚成年、到案后认罪态度好、被害人有所谅解的，一般也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本案中，被告人陈某建、张某棉、周某濂的行为已构成抢劫罪，且作案手段猖獗，抢劫数额特别巨大，造成恶劣的影响，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应从重惩处。陈某建、张某棉、周某濂在抢劫共同犯罪中均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具备适用死刑的条件。
考虑被告人陈某建无任何从轻处罚情节，法院依法判处其死刑。鉴于被告人张某棉、周某濂在家人的规劝下从广西回来投案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但在处刑上张某棉与周某濂应有所不同，张某棉实际上是上船作案的三名被告人中的指挥者，故法院对张某棉判处死缓，对周某濂判处无期徒刑。
（二）“亲亲相隐”情形如何量刑
1979年《刑法》规定了窝赃罪，即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或者代为销售。而后1997年《刑法》及修正案将此条罪名修改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即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无论是1979年《刑法》还是1997年《刑法》，均未将行为人的近亲属实施上述行为排除在外。因此，实践中行为人为近亲属掩饰、隐瞒犯罪所得，量刑时是否考虑其系亲情、人伦所为而予以从轻处罚，存在争议。有意见认为，近亲属为行为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虽然基于亲情所为，但“亲情、人伦”并非法定或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刑法规定的窝赃行为不少是发生在亲属之间，因此法律鼓励的是“大义灭亲”而非“亲亲相隐”，故不能成为从轻处罚的理由。然而，笔者认为，本案中，被告人陈某2、陈某3为其子窝藏赃物，系基于亲情所为，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亲亲相隐”原则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提出的主张，后逐渐发展为古代刑律的一项原则，在我国刑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虽然我国刑法没有关于“亲亲相隐”的规定，近亲属并未从窝藏、包庇罪的主体中排除出去，在理论和实践中都认为亲属实施的窝藏、包庇行为构成犯罪。但对近亲属之间的容隐行为在量刑上予以考虑，既兼顾了法理与情理，也是对实施该行为的被告人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的正确评价。在近些年的司法解释中也作出了与“亲亲相隐”精神相类似的规定。如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行为符合本解释第一条的规定，认罪、悔罪并退赃、退赔，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免予刑事处罚……（二）为近亲属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且系初犯、偶犯的；”该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司法实践中对亲缘关系的特殊处理，使司法更加人性化，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基本伦理关系。虽然本案发生时还适用1979年《刑法》，当时没有相关司法解释，但法院在判决时考虑到陈某2、陈某3系为其子窝赃，主观恶性较小，故对该二人从轻处罚，以窝赃罪分别判处陈某2、陈某3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和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符合法理人情。
（三）跨境犯罪的刑事司法管辖
本案涉案金额巨大，影响恶劣，当年震动粤港澳，并广为海内外关注。本案发生在香港、澳门回归前，案发地和涉案人员涉及粤、港、澳三地，粤港澳警方紧密合作，迅速破案。有两名案犯分别在香港和澳门落网，未移送大陆司法机关。在此情况下，法院充分适用刑法属地管辖原则，认为本案案发地在我国境内的海域，所劫取的款项属中国银行澳门分行所有，因此，本案属于我国内地法院管辖，适用我国内地法律。法院在对被告人陈某建、张某棉、周某濂定罪、量刑时，既不参考异地法律，也不受案外其他因素所影响，判决充分反映了不折不扣地执行属地管辖的原则。
【编后语】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内地与港澳台间的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日益频繁紧密，在带来了内地与港澳台经济的持续繁荣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衍生出越来越多的跨境犯罪，这给内地与港澳台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带来了严重危害。一些犯罪分子利用内地与港澳台间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的便利，相互勾结、沆一气，疯狂实施跨境诈骗、抢劫、走私、贩毒等犯罪活动，并利用内地与港澳台之间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差异，逃避执法机关的追捕、打击，妄图最终逃避法律制裁。本案的审理和判决充分显示了人民法院坚决打击严重暴力犯罪，铲除社会毒瘤的决心和能力。
（撰稿∶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 廖丽红审编∶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 韩维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