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审判参考（2021.1 总第124辑）

［第1377号］胡某1、黎某2虚假诉讼案-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仲裁调解书是否属于虚假诉讼罪中的“提起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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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旨：

二、主要问题

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仲裁调解书的行为，是否属于虚假诉讼罪中的“提起民事诉讼”？

三、裁判理由

根据《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的规定，虚假诉讼罪，是指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据此，“提起民事诉讼”是虚假诉讼罪的核心行为，正确理解《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规定的“提起民事诉讼”的含义，是准确适用虚假诉讼罪的关键。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于被告人胡某1、黎某2以捏造的事实获取仲裁调解书，再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仲裁调解书的行为是否构成虚假诉讼罪，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二被告人向法院提起的是民事执行程序，不属于民事诉讼的范畴，因此不构成虚假诉讼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民事执行程序属于民事诉讼，二被告人的行为属于“提起民事诉讼”，应构成虚假诉讼罪。

我们同意第二种意见，主要理由如下：

（一）申请民事执行程序属于虚假诉讼罪中的“提起民事诉讼”

《民事诉讼法》第二编规定了第一审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第二审程序、特别程序、审判监督程序、督促程序和公示催告程序，第三编还规定了执行程序。从目的解释的角度看，《刑法修正案（九）》增设虚假诉讼罪的目的，在于依法惩治不具有合法诉权、通过捏造事实的方式制造自己具有诉权的假象、意图骗取人民法院裁判的行为，主要打击对象是纠纷首次进人人民法院进行司法处理的初始程序。民事一审程序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行使诉权、纠纷首次进人民事诉讼程序的入口，认定为虚假诉讼罪中的“提起民事诉讼”，一般不会存在争议。简易程序、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和公示催告程序亦属于纠纷首次进人民事诉讼程序的入口，应当认定为虚假诉讼罪中的“提起民事诉讼”。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国的二审程序一般采取续审制原则，除特殊情况外，二审审理范围原则上不超出一审之诉和上诉请求的范围。因此，行为人在一审阶段被动应诉、一审宣判后以捏造的事实提出上诉、启动二审程序的，一般不应认定为虚假诉讼罪中的“提起民事诉讼”。

对于民事执行程序是否可以认定为虚假诉讼罪中的“提起民事诉讼”，理论和实践中在一定争议。通常情况下，执行程序是民事一审、二审程序的自然延续，大多数情况不属于纠纷首次进入民事诉讼的初始程序。但是，执行程序同时还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不是一审、二审程序的附庸。《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对依法设立的仲裁机构的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对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另外，《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还分别规定了民事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和申请参与执行财产分配程序。上述情况均属于民事纠纷首次进入人民法院司法处理程序，不以同一纠纷经过一审、二审民事程序审理为前提。因此，民事执行程序中的申请执行仲裁裁决和公证债权文书、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和申请参与执行财产分配，均可以认定为虚假诉讼罪中的“提起民事诉讼”。

明确上述类型的民事执行程序属于虚假诉讼罪的“提起民事诉讼”，对于利用刑罚手段依法惩治恶意利用人民法院执行程序达到非法转移财产、逃避执行义务等非法目的行为，助力人民法院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申请执行仲裁调解书属于虚假诉讼罪中的“提起民事诉讼”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的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法律文书，仅包括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但是，本案被告人胡某1、黎某2以捏造的事实获取的是仲裁调解书而非仲裁裁决，并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该仲裁调解书，是否可以认定二被告人的为构成虚假诉讼罪，值得认真研究。

我们认为：首先，《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①第一条规定：“本规定所称的仲裁裁决执行案件，是指当事人申请执行仲裁机构依据仲裁法作出的仲裁裁决或者仲裁调解书的案件。”据此，《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内容实际上也包含申请强制执行仲裁调解书。其次，根据《仲裁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经调解达成协议的，仲裁庭应当制作调解书或者根据协议的结果制作裁决书，调解书与裁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裁决书，应当依照规定的期限履行，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理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执行。可以看出，仲裁机构依法作出的裁决书和调解书的法律效力相同。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裁决书或调解书，行为性质并无实质区别，因而相关行为在是否构成犯罪方面不能得出相反的法律评价。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第八条规定：“在执行公证债权文书和仲裁裁决书、调解书等法律文书过程中，对可能存在双方恶意串通、虚构事实的，要加大实质审查力度，注重审查相关法律文书是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案外人的合法权益。如果存在上述情形，应当裁定不予执行。必要时，可向仲裁机构或者公证机关发出司法建议。”该条文将行为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基于捏造的事实作出的仲裁调解书的行为明确规定为虚假诉讼行为。］

综上，以捏造的事实获取仲裁调解书后，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该仲裁调解书的，属于虚假诉讼罪中的“提起民事诉讼”，可能构成虚假诉讼罪。

此外，本案还涉及刑法的溯及力问题。虚假诉讼罪是2015年11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新增设的罪名，而本案被告人胡某1、黎某2的行为发生在2015年3月至8月，行为实施时《刑法修正案（九）》尚未施行，一审判决作出于2016年3月18日，审理时《刑法修正案（九）》已经公布施行。根据《刑法》第十二条的规定精神，行为时法与裁判时法不一致的，应当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为了正确适用《刑法修正案（九）》，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出台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时间效力问题的解释》，其中第七条规定：“对于2015年10月31日以前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根据修正前刑法应当以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或者妨害作证罪等追究刑事责任的，适用修正前刑法的有关规定。但是，根据修正后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的规定处刑较轻的，适用修正后刑法的有关规定。”

本案中，被告人胡某1、黎某2指使他人共同伪造工资单，以该工资单获取仲裁机构出具的仲裁调解书后，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行为同时符合妨害作证罪和虚假诉讼罪的构成要件，且均不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这种情况下，需要比较两罪的法定刑哪个更轻。具体而言，胡某1、黎某2所犯妨害作证罪对应的法定刑幅度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所犯虚假诉讼罪对应的法定刑幅度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两罪的法定最高刑相同，但虚假诉讼罪的法定最低刑为管制和罚金，低于妨害作证罪的法定最低刑拘役，故虚假诉讼罪属于处刑较轻的罪名。

综上，原审法院根据从旧兼从轻原则，认定被告人胡某1、黎某2的行为构成虚假诉讼罪，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是适当的。

（撰稿：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王凯凯

审编：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陆建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