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审判参考》总第134辑（2022年第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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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13号]张某军故意杀人、张某明等人故意伤害案-共犯实行过限情况下各共同犯罪人的责任认定
二、主要问题
（一)如何认定共同犯罪中的实行行为过限?
（二)在共犯实行过限情况下，未过限行为人是否需要对死亡后果承担责任?
三、裁判理由
就共同犯罪案件而言，部分实行犯在行为实施过程中可能会超过共同犯罪人意思联络范围而实施犯罪，这种情况被称为共犯实行过限。司法实践中，围绕共犯实行过限问题的争议颇多，集中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共犯实行过限的认定标准或条件；
二是共犯实行过限情况下 (未)过限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认定。
本案就是一起典型的共犯实行过限案件其主要争议焦点在于本案被告人张某军是否存在实行过限，以及在共犯实行过限的情况下，其他被告人是否需要对死亡后果承担刑事责任。
(一) 共犯实行过限的认定条件
我国传统刑法理论认为，实行犯过限是指实行犯超过了共同犯罪人事先预谋或者临时谋议范围而实施的犯罪行为，在具体案件审理中往往需要结合行为主体、行为性质、行为时间、主观方面、行为限度等因素进行判断。司法实践中，裁判者对有关行为主体、行为时间、主观罪过等因素的判断较为容易，但往往难以把握“行为是否超越共同谋议之罪范围”这一核心问题。国内学界围绕行为限度问题存在若干学说，对此宜以“共同谋议”这一概念作为判断核心，重点考察共同谋议内容的明确性，具体而言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共同谋议的内容明确，各共同犯罪人就犯罪目标、手段、程度等已经达成了具体详细的合意，形成了统一的行动方案。在此情况下如果各行为人都能够按照事先谋议的内容实施犯罪，则将在共同谋议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如果其中部分实行行为人实施了超过谋议范围的事项，一般可认定为共犯实行过限。
二是共同谋议的内容并不明确，反而呈现出明显的概括性，即实行犯之间以“教训教训”“收拾收拾”之类的语言达成合意，在实施过程中则表现为见机行事、随机应变。此类情况下，实行犯的行为只要不是明显超出共同谋议范围，都应视为整个共同犯罪行为的一部分，不宜认定为实行过限。值得注意的是，实践中裁判者需结合具体案情准确把握概括性合谋的边界，避免过分扩大解释。
三是各共犯人在事前或事中缺乏明显的共同谋议，而是通过实际行动、神态表情等进行犯意联络，该种情况在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等犯罪地位较低的实行犯突然拿出匕首扎刺被害人颈部一般可认定超过共同谋议范围。另一方面，在各实行犯之间没有明显地位作用差异时，各共犯人往往通过随时随地观察其他共犯人的行为以获得动态的犯意联络。据此，如果行为人以明显超越多数共犯人行为性质手段、程度的方式实施犯罪行为，一般可认定为超过共同谋议范围。
(二)实行过限情况下共犯责任的归属
在能够认定共犯实行过限的前提下，哪些行为人需对过限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负责，是裁判者必须回答的问题。根据主客观相一致原则非过限行为人对过限行为既无事先的故意，也无事中的明知，不能认定其对过限行为造成的损害结果持有故意，但这并不意味着非过限行为人不需要对损害结果承担责任。围绕着非过限行为人的责任承担问题，有观点认为如果非过限行为人在场袖手旁观没有制止，会在客观上对实行过限犯产生心理支持和精神鼓励，进而使非过限行为人具备主观罪过及心理因果关系，应对实行过限后果承担刑事责任。以上观点值得商榷.首先，在一些犯罪中，实行过限行为的实施十分突然，且持续时间短暂即使非过限行为人在场，其难以立即作出反应，仅以袖手旁观作为归责理由并不妥当。其次，在共同犯罪中，共犯出现在实行过限的现场只是参与前一个共同犯罪行为的附随状态，如以其知情为由要求其承担实行过限的责任，则不免苛责过严。最后，对非实行过限行为人罪责的判断应基于其在事前或事中的行为及态度，事后追认有违责任主义要求，不宜成为认定其罪责的理由。故对于共犯实行过限情况下各共同犯罪人归责问题的判断，宜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要从客观上判断造成损害结果的原因是否明确。过限行为往往会造成比共同谋议的犯罪目的更为严重的法益侵害后果，此时需判断该严重危害后果的成因是否明确。对于以上问题的判断有必要区分重合过限之罪与非重合过限之罪。基于非重合过限之罪与共谋之罪在侵害法益性质方面的明显区别，相关责任归属相对明确，一般应由过限行为人单独承担过限行为的刑事责任。由于重合过限之罪与共谋之罪在所侵害的法益上具有相似性，实践中尤其需要解决的是对重合过限之罪的责任承担问题。如果根据在案证据，致害成因不能精准指向某具体行为人，即使存在共犯实行过限，一般也不宜将过限行为人与非过限行为人分别定罪论处，应当要求共同犯罪人整体对危害后果负责。如果在案证据能够证明致害结果是过限行为人直接造成的，过限行为人需对该结果负责在所不论，非过限行为人是否应承担责任需结合具体案情进一步分析判断。
二要从客观上判断非过限行为是否为过限行为的实施创造了条件在致害成因能够精准指向某非过限行为人时，在部分共同犯罪尤其是非重合过限之罪中，首先需要判断非过限行为与严重危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过限行为人完全是另起犯意的，非过限行为与严重危害后果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例如，甲、乙、丙、丁四人共谋对某商店实施聚众哄抢，在分头行动过程中，甲发现女店主在房间里休息并将其奸淫。该案中非过限行为并未为奸淫行为创造客观条件，一般不能要求乙丙、丁对奸淫结果负责。相反地，在部分共同犯罪尤其是重合过限之罪中，非过限行为致使被害人处于不能反抗、不敢反抗的境地，过限行为人基于此再行实施过限之罪的，则非过限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三要从主观上判断非过限行为人对过限行为是否具有预见可能性在致害成因能够精准指向过限行为人时，非过限行为人只有符合因果关系要求，且对危害后果具有预见可能性才能承担责任。由于非过限行为人缺乏事前及事中的明知，其必须对过限行为的实施具有预见可能性才能承担刑事责任，否则将违背现代刑法责任主义的要求。例如，甲、乙丙三人共谋殴打被害人，约定“教训一下被害人，让他长长记性，下手别太重”，但甲、乙二人出发前看见丙在裤兜里揣了一把水果刀，此时二人对丙在行为时可能持刀杀伤被害人具有预见可能性。后甲、乙、丙三人寻找被害人并对其进行殴打，使其退缩到墙脚难以反抗，丙忽然持刀扎刺被害人心脏并致其死亡。该案中，非过限行为给过限行为的实施创造了条件，且其他实行犯对该损害结果有预见可能性，故非过限行为人需要对被害人死亡结果负责。
(三) 本案中各行为人的责任认定
其一，被告人张某军的行为是否属于实行过限。本案与二人以上共谋的共同实施犯罪行为有所不同:一是四人事先无共谋，是在事中以实际行为完成犯意沟通和联络，现场形成共同故意;二是四人实施的客观行为不同，主观故意的具体内容也不尽相同。该案整个犯罪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引发阶段。王某磊、周某云酒后滋事，踢踹被害人家门后离开，被害人王某震从院内追出理论，与四人发生口角。在这一阶段中，周某云、王某磊的行为属于无事生非的寻衅滋事行为。二是四人共同故意殴打被害人阶段。在王某震经四被告人推搡殴打倒地后，四人均踢踹被害人多下，其间，张某军拿路边的石块砸被害人身上一下。四人对伤害王某震虽事先无预谋，但在现场以实际行动达成事中的犯意联络具有伤害被害人的共同故意。根据鉴定意见，被害人致命伤并非四人踢踹行为或者张某军持石块砸身上的行为造成，故四人在此阶段的行为系故意伤害，不宜认定具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主观故意。三是张某军持石块猛砸被害人头部转化为故意杀人阶段。当四人的踢踹行为导致被害人倒地失去反抗能力，另三人准备逃离现场时，张某军又持石块砸击王某震头部，造成了被害人头部致命伤，最终致被害人颅脑损伤死亡。张某军的该行为已超出了故意伤害的范畴，显系积极追求他人死亡。从作案工具看，张某军使用的石块长 28 厘米、最宽处 12 厘米、高 18 厘米正常成年人均明知此重量和硬度的石块砸向他人头部会致人死亡;从打击部位看，张某军持石块目标明确地砸向王某震头部，而头部为明显的要害部位;从打击方式和打击力度看，其是双手将石块举到头顶再往下猛砸，最后导致被害人颅脑损伤死亡，其中左灏骨粉碎性骨折，可见其砸击用力猛、力度大;从打击的时间节点看，其在被害人已倒地失去反抗能力的情况下朝被害人头部猛砸，显见其积极追求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从行为后果看，该行为直接导致被害人当场死亡。上述行为均反映出张某军系故意杀人，属于超过共同谋议范围的实行过限行为。
其二，实行过限情况下各共同犯罪人的刑事责任认定。依据法医学的因果关系，被害人致命伤符合具有一定质量、一定硬度的钝性物体(如砖石类)一次作用于头面部所形成，但法医学上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不等于无须对死亡结果承担相应刑事责任，被害人的死亡后果与张某明、王某磊、周某云之前所实施的伤害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三人应对被害人死亡后果共同承担刑事责任。首先，本案系共同犯罪。整个犯罪过程紧凑，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四人从共同实施伤害行为，再到张某军超出伤害故意实施杀人行为致人死亡的过程不足 3 分钟，是一个前后紧密联系的犯罪过程:四人各自的行为都是共同加害行为的一部分。鉴于故意伤害和故意杀人所侵犯的客体均系他人的人身权利，属于同一类客体，故意杀人行为当中也包含伤害的行为在内。因此，四人的行为在故意伤害犯罪上具有重合性质，成立故意伤害的共同犯罪。其次，客观上四人各自的行为都是共同加害被害人致死这一整体的组成部分。王某磊、周某云滋事踹门在先，系案件引发者;在伤害行为实施过程中三人均对王某震实施了殴打行为，张某明共踢踹被害人七下，还有骑在被害人身上压制被害人反抗的行为，王某磊共踢被害人五下，周某云共踢踹被害人三下，且从监控视频看，三人的踢踹力度均不小，均系积极、主动加害被害人，四人均系主犯:如果没有张某明、王某磊和周某云前期的踢踹行为导致被害人王某震倒地失去反抗能力，张某军最后用石块砸击被害人头面部的行为也无法单独、顺利完成。最后，根据我国刑法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和共同犯罪理论，每个共同犯罪人承担刑事责任都必须以其对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具备犯罪故意为前提，也必须以其实施的犯罪行为对危害结果具有因果联系为前提。本案中，张某军应当对其杀人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对于张某明等三人而言，由于其共同犯罪故意并不包括由张某军杀害被害人实施过限行为的内容，且张某明等三人对杀害被害人既无事先的故意，也无事中的明知，三人所实施的踢踹行为与张某军杀害被害人的行为没有刑法意义上的必然因果关系，因而不能令张某明等三人对张某军所实施的杀人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但张某明等三人对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具有预见可能性。四人在殴打行为中形成了共同伤害的意思联络，其间张某军犯意转化为故意杀人，其他三人虽无追求或放任被害人死亡的故意，但应当认识到在现场混乱、同案犯情绪较为激动的情况下，殴打的危害程度难以控制，共同伤害行为一旦发起有可能对被害人造成重伤甚至死亡的严重后果:张某军持石块对被害人身上、特别是头部实施致命侵害时，三人均在现场目睹了事实经过，未采取阻止伤害、救助被害人等避免结果发生的行为，足以说明三人对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具有预见可能性。三人的加害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存在一定关联，量刑时应考虑造成被害人死亡后果的情节。
综上，本案中被告人张某军在殴打对方的过程中，拿石块猛砸被害人致命部位，主观上具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其行为应认定为故意杀人罪，承担故意杀人的责任。张某明、王某磊、周某云共同故意殴打他人身体，主观上具有伤害的故意，三人的行为均构成故意伤害罪。
(撰稿: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吴小军 魏 炜审编: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 鹿素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