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魏婧) 从2015年2月至今，短短半年时间内，媒体已曝出三起贪官家属花钱“捞人”被骗财的事件。北京市门头沟区原副区长闫永喜被双规时，其子找人“捞父”被骗328万;深圳街道办原副主任李鼎荣被抓，妻子心急“捞人”被骗750万;“20亿村官”周伟思被有关部门控制之后，其子花钱“捞人”被骗2700万。

       贪官家属选择如此旁门左道企图干预司法，实属错上加错，而骗子正是利用家属“捞人”心切的心理，才能屡屡得手。

       纵观三起案件后可以发现，骗子们使用的骗术如出一辙。首先，骗子会自称是某部门的官员，以此赢得家属的信任，成功拿到“活动经费”;然后，拖延搪塞不办事，多次向家属索要更多“经费”;最后，事没办成，骗术暴露，落得锒铛入狱的下场。

        冒充“中纪委政策研究室处长”索要328万

       2012年，有“京城第一贪”之称的门头沟区原副区长闫永喜因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无期徒刑。

       闫永喜之子在其被双规时，找到同学尹某的父亲，希望帮忙摆平此事，并同意给尹某疏通关系的费用。尹某则说认识中纪委的人，可以把他父亲弄出来，并保证不会判刑。随后，尹某告知朋友陈某，陈某自称是中纪委政策研究室的处长并答应帮忙办此事。

       2009年9月初，闫某先给尹某70万元现金，后尹某打电话说正在办，还需要钱。后来其又陆续给了尹某大约13次钱，加上之前的70万，共计328万元。直至2010年4月中旬，他再也联系不上尹某。而此时的尹某其实已因合同诈骗被公安机关抓捕。

       中纪委出具的证明显示，该单位并无政策研究室的部门，也没有一个叫陈某的工作人员。公安机关调取全国及北京市人口信息查询，没有查到与尹某描述的身份相契合的人。最终，尹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罚金50万元，并被追缴328万元。

        冒充“海南省某单位退休处长”索要750万

        深圳市沙井街道办原副主任李鼎荣因为涉嫌受贿罪，2012年10月被纪委带走调查，与李鼎荣妻子钟某儿相熟的叶某琼找到王某圣，询问王某圣是否能提供帮助。王某圣答应办事之后，经过朋友介绍认识了一名叫做“李某”的领导。王某圣称，听说他是海南省某单位的退休处长，有一个儿子曾给某领导做过秘书，后来去了加拿大，在深圳政法系统具备一定的能力。

       此后，钟某儿在王某圣的要求下分多次将共计750万元人民币转账给王某圣。之后，钟某儿多次向王某圣询问办事进度，王某圣均以正在办理为由进行答复。2014年，一直办理“捞人”的钟某儿却收到了判决书，丈夫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钟某儿致电王某圣，发现后者不仅对判决结果毫不知情，而且仍然以“正在办理”为由进行搪塞。钟某儿察觉被骗，到公安机关报案。

        王某圣称，中间人李某曾表示李鼎荣一案至少在十五年以上，他则要求李某将刑期控制在十年以下。根据警方出具的证据，目前，李某也正在被追查中。

       但李鼎荣的家属则表示，王某圣曾承诺将为李鼎荣搞成缓刑，判三缓四，避免坐牢。其间更曾经以案情复杂，涉黑、涉包二奶为由，将原定于600万元的价钱提高到750万元。

        冒充“某保密部门人员”索要2700万

        2013年1月，深圳“20亿村官”周伟思因涉嫌受贿行贿被带走调查，此后，其子周某华经亲属介绍认识了“某保密部门上海分部”人员罗学洪，欲以3000万元将父亲周伟思取保候审，罗学洪本人向周某华夸下海口称与高层关系极熟，一定可以帮这个忙，办成此事。

       按照双方约定，短短30天内，周某华向罗学洪共支付了2000万元。但周伟思迟迟未能获准取保候审，而罗学洪则一次次推诿，谎称事情尚在办理。2013年4月，罗学洪又称找到另一名“保密部门”要人徐虹，可以继续办完“捞人”的事情，需要再付700万元。周某华再度拿出700万元。

       之后，“捞人”的事情迟迟没有进展。从2013年2月8日，周伟思因涉嫌受贿罪、行贿罪被执行逮捕到当年9月，多方信息显示周伟思并无可能在案件中全身而退。2013年9月，察觉受骗的周某华向警方报案。据介绍，警方最终抓获前述两名犯罪嫌疑人罗学洪、徐虹。

       “捞人”被骗，是骗子抓住了人们的焦急迫切心理，据媒体报道，现实中“捞人规则”等违法行为在某种形式上确实存在，在很多地方甚至成为潜规则：通过金钱开路，内线搭桥，权力辅助，重罪轻判，大罪小判的事实存在，给予了外界极大的心理暗示和行为导向。

       贪官们触犯党纪国法，本身就是知法犯法，家属却要“错上加错”去花钱“捞人”，最终人没有“捞出来”，反而造成巨额财产损失，法制意识的淡漠，令人不甚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