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晓敏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
一、基本事实
杨某与朱某系夫妻。2016年年底，王某向杨某借钱并承诺年化利息不少于20％。杨某经与妻子朱某商议，决定使用宁波银行信用贷款借钱给王某，并与王某商定了借款利息(月息2.5％)。自2016年11月25日至2017年10月30日，杨某、朱某陆续借给王某共计170万元，其中来自二人宁波银行贷款40万、广发银行贷款15万（借款8个月、月息5％)。杨某、朱某从王某处获取利息20余万元。
二、主要问题以及分析意见
本案办理过程中，对杨某、朱某二人的行为是否构成高利转贷罪存在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二人行为不构成高利转贷罪，具体理由如下：
1.二人符合信用贷款的条件，不能认定为套取银行信贷资金。目前实践中以高利转贷罪作出有罪判决的多为行为人虚构贷款事由、提供虚假材料等骗取银行信贷资金，再转贷给他人牟取利息差的行为。本案中，杨某、朱某借给他人的资金部分来自宁波银行的“白领通”“白领融”信用贷款。借款主体以白领阶层为主，其中又分为公务员、教师、医生或其他事业单位编制人员等。杨某、朱某分别为公务员、事业单位编制人员，宁波银行上门集中统一办理业务，二人提供了贷款所需的材料，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实质上符合信用贷的条件，获取贷款并无违法违规之处，不能评价为套取银行信贷资金的行为。
2.二人连本带利归还银行信贷资金，未对金融机构资金安全造成风险。在银行贷款到期后，二人又通过亲戚朋友筹款归还了银行贷款，银行方面未受到损失。二人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如不能及时归还银行贷款，也可以其稳定收入作为还贷的资金来源。故，杨某、朱某的行为未对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安全造成实质侵害，对二人的行为不宜作为犯罪评价。另外，侵犯金融秩序是否对法益造成实质性侵害？不少学者持反对观点，如武汉大学何荣功老师在《经济犯罪认定的思路与方法》一文中认为：“简单地将经济刑法的保护法益解释为经济秩序，将面临系列难题：难以确保刑法处罚的确定性，难以准确区分经济犯罪与民事经济纠纷，秩序并不具有终极的价值，将经济秩序作为经济刑法的保护法益，是不彻底的思考问题的方法”。
3.该种行为在实践中有一定普遍性。若刑事打击的话处罚面太广，难以被公众接受。
第二种意见认为二人行为构成高利转贷罪。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从对刑法条文进行文义解释的角度分析。根据刑法第175条的规定，高利转贷罪是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行为。客观方面表现为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是结果犯，必须达到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才构成犯罪。根据2010年《立案追诉标准（二）》第26条的规定，涉嫌下列情形的，应予立案追诉：(1)违法所得额在10万元以上的；(2)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两年内因高利转贷受过行政处罚2次以上，又高利转贷的。主观方面只能由故意构成，即行为人认识到自己实施了“套取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和“高利转贷给他人”，对其中一个方面缺乏认识，不能构成高利转贷罪。
第二，从探究立法原意的角度分析。高利转贷罪是1997年刑法新设罪名，设置本罪的目的在于维护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安全，防止不符合贷款条件的借款人变相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进而发生金融风险。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金融信贷资金管理制度。根据1996年6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贷款通则》第二十条的规定，“不得套取贷款用于借贷牟取非法收入”，但行为人如违反的仅承担民事责任，即：“由贷款人对其部分或全部贷款加收利息；情节特别严重的，由贷款人停止支付借款人尚未使用的贷款，并提前收回部分或全部贷款”。1997年刑法增设该罪，立法背景在于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开始逐渐占据主导地位。随着国民经济的高度发展以及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出现了信贷资金紧张的情况。一些急于获得大笔资金，而又不具备贷款条件的单位和个人，便宁愿以高利向银行以外的单位和个人举贷。一些不法行为人则凭能向银行获取贷款的特殊条件，从银行以较低利息套取贷款，后以较高利率转贷给他人，从中非法牟利，不仅使银行承受了利率差的损失，而且行为人只为获取非法利息，根本不严格审查高利转贷对方的还贷能力，导致银行资金到期不能归还，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的金融秩序。有必要对该行为加以刑法规制，防范金融风险。
第三，从犯罪构成要件的角度分析。根据刑法第175条的规定，高利转贷罪要求客观上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主观上具有高利转贷的目的。二人的行为符合上述构成要件。
1.二人行为客观上侵害了高利转贷罪保护的法益。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金融信贷资金管理制度。行为人转贷的行为给银行信贷资金安全造成风险，已经对法益造成现实的侵害，并不以行为人对银行信贷资金实际造成损失为构成要件，刑法175条罪状也没有一定要给金融机构造成损失这样的表述。
2.二人有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的行为。判断是否“套取”，关键看行为人对贷款的实际用途。根据中国人民银行1996年发布的《贷款通则》规定，借款人应当：(1)如实提供贷款人要求的资料；(2)接受贷款人对其使用信贷资金的情况和有关生产经营、财务活动的监督；(3)按借款合同约定用途使用贷款。可见，借款人应当向金融机构提供合理的贷款理由，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用途使用贷款，并接受放贷机构的监督，不得套取贷款用于借贷牟取非法收入。只要客观上存在转贷的行为，其就不可能按照正常的用途来使用贷款，从而证明了其贷款的理由虚假，本质上就是一种套取银行贷款的行为。
关于套取的具体理解，《刑事审判参考》第487号指导案例“姚凯高利转贷案”裁判理由中表述：套取实际是一种骗取，即行为人以虚假的贷款理由或者贷款条件，隐瞒将贷款用于转贷牟利的真实用途，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然后将贷款并非用于从金融机构贷款时约定的用途，而是以高利非法转贷他人。故，从该案例的表述来看，“套取”可以定义为：(1)行为人在不符合金融机构贷款条件的前提下，以虚假的贷款理由或贷款用途，获得正常程序下不可能获得的贷款；(2)行为人以真实理由合法手段获得贷款后，未按照贷款时提出的贷款用途使用贷款，而是将贷款用于转贷获利。结合前述规定和案例，凡是将金融机构贷款用于借贷牟取非法收入的行为，均属于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
回到本案，根据二人供述，在申请信用贷款资金的过程中无论是手机、电脑还是柜台操作，都有贷款用途这个必选项，填了之后才能贷到钱。二人在贷款用途上选择的是“其他消费贷款”，但实际转贷给他人用于谋取利差，不符合银行规定的贷款用途，应当认为“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
3.二人客观上有高利转贷行为且违法所得数额较大，主观上具有转贷牟利的目的，已达立案追诉标准。根据证据情况，二人在各自收到银行发放贷款的当日即转账给王某，至案发谋取利差差额20余万元，超过当时的追诉标准（违法所得10万元)。主观上，二人在与王某借款时即约定了高于银行贷款的利息，继而从宁波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取信用贷款后转借给王某，并多次从王某处收取利息。
4.实践中有相关刑事追责判例。从裁判文书网收集的案例来看，无论是担保贷款还是信用贷款，只要是以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违法所得数额较大，均可构成高利转贷罪。如杜振宇高利转贷案，案例来源裁判文书网(2019)吉0822刑初216号刑事判决。2014年12月份，杜振宇用郭某1名下的一处房产（杜振宇与郭某1共同出资购买）贷款人民币50万元，贷款期限5年。后将此笔贷款以月息二分转借给李某，李某于2015年1月至2018年6月共支付利息34万元。杜振宇于2019年2月2日提前还清贷款，其中还利息100364.29元，赚取利息差为239000元。一审以高利转贷罪判处杜振宇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二十四万元。鉴于其二审期间认罪认罚，其家属代为退缴违法所得，二审最终以高利转贷罪判处其免于刑事处罚。
三、案件处理
案件具体处理上，笔者虽然认为二人构成高利转贷罪，但在处理方式上，对杨某应当谨慎入刑，对朱某可不作犯罪处理。从相关生效判例看也体现了虽定罪、但谨慎处理的倾向。因该种行为有一定的普遍性，二人连本带利归还银行贷款，对银行信贷资金安全没有造成实质性风险，牟利数额有限，未达升档标准，另有如实供述、认罪认罚、退出违法所得情节，可对杨某作相对不诉。对朱某的处理上，考虑与杨某系夫妻，在共同犯罪中地位、作用次要，可以认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作为犯罪处理。检察机关后对杨某相对不诉，对朱某未予刑事处理。
值得关注的是，本案发生在2016至2017年期间，按照当时的追诉标准，违法所得10万元以上即构罪。2022年，最高检联合公安部印发修订《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2022年5月15日实施)，新的规定将高利转贷罪的追诉标准由原来的违法所得10万元上调至50万元，也体现了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对一些经济犯罪谨慎定罪入刑的导向。从前后立法司法的导向来看，本案对杨某、朱某的处理是合适的。
利用信用贷转贷牟利的情形也许社会上普遍存在，但是否“存在即合理”呢？普遍性现象或许不能作为出罪事由，但在具体处理和量刑上可以考虑。司法是衡平的艺术，在严格把握事实证据的基础上也要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审慎处理案件。“寻找到利益的最佳平衡点或者最大公约数”，不枉不纵，实现办案效果的最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