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屏为一审刑事判决书说理部分】
一个女孩子为了每个月5000元的薪水就担任了会所的技师主管，会所营业没到一个月就被警方扫荡。公诉人指控会所股东、总经理及中层干部、以及发小卡片的业务员构成了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我的当事人徐小姐被当成组织卖淫罪的主犯指控，犯罪团伙构成犯罪集团，而且公诉人认为卖淫人员超过10人，情节严重。徐小姐面临10年以上的刑期。
我接受委托后，从公安机关证据收集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卖淫人员超过10人的证据不充分、罪名定性不准进行了充分质证、辩论。后法院采纳了大部分辩护意见。我的当事人被定性为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卖淫超过10人以及构成犯罪集团的指控均未成立，我的当事人所获刑期为2年半。
现附上辩护词。
辩护词
尊敬的合议庭：
我接受被告人徐珊的委托及湖南红都律师事务所指派，在贵院正在审理的“朱敏涉嫌组织卖淫案”中担任徐珊一审阶段的辩护人。本案已经过开庭审理，辩护人现针对案件争议焦点，发表罪轻的辩护意见：
一、《起诉书》指控徐珊构成组织卖淫罪，罪名定性不准。从本案的情况看，徐珊不具有组织卖淫的职位条件和客观行为，法院对徐珊定“协助组织卖淫罪”更为恰当
（一）徐珊没有实施招募、雇佣、纠集等手段。《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以招募、雇佣、纠集等手段，管理或者控制他人卖淫，卖淫人员在三人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358条规定的“组织他人卖淫”。在任职期间，她没有招募、雇佣或纠集过卖淫小姐、召嫖业务员。她之所以获得技师房经理这个职务，还是大股东出于牵制和平衡的考虑，而意外得到的。在朱敏2017年12月24日第二次讯问的笔录中，她供述到“本来是龚想当技师房经理，但张凯不同意，经过协调后，由徐珊担任”，徐珊的入职登记表，由张建良签字审批同意，徐珊自己本身就是一名受雇人员。
（二）徐珊没有管理和控制他人卖淫。组织卖淫最重要的特征是组织人员具有管理性或控制性，主导了卖淫活动。从徐珊的职位而言，对技师的管理和控制无非是从人、财、物、规章四个方面来实现。如前所述，卖淫女不由徐珊招募而来，技师主要是由张建良、龚乔乔引进。会所先前有一名培训师叫师姐，由她负责对技师进行卖淫前上岗培训，在师姐离职之后，技师岗位培训就完全无法实施了。在庭审发问阶段，辩护人围绕徐珊的岗位职责进行了细致的询问，从中可以看出，徐珊的工作主要体现在事务性和服务性方面，由于她本身缺乏卖淫专业技能和学历不高，对技师的管理根本无法体现出来。在财务方面，最重要的给技师定牌、定价的权利并没有掌握在徐珊手中。根据张建良在2017年11月30日的讯问笔录，他供述到“由会所的黄萍老师（又称师姐）进行定牌，定牌分为三种，分别是A/B/C牌，黄萍是根据女技师的身高、长相来定牌的”。师姐黄萍走后，技师的定牌和定价由张建良负责。龚德浩在2017年11月30日的供述中表示“具体技师的价格是由张凯（即张建良）定的”，从上述两人的供述可以看出，作为技师房经理，徐珊连最关键和重要的技师定价权也没有。从卖淫服务设施和物品来说，在起诉书中已经查明被告人朱敏、张建良、龚乔乔共同商量对组织卖淫的房间进行布置、对管理所需工具对讲机、日记账本等、对卖淫所需物品等进行采购，徐珊只是负责将装有卖淫服务物品的手包递交给技师。从技师服务的规章来讲，起诉书中已经明确是由三名股东共同制定了技师服务流程管理制度、培训制度，徐珊从来没有给技师制定过类似服务规范。由此，可以看出徐珊无法通过人、财、物、规章来对技师实施管理和控制。
（三）从徐珊履行职务的心态来分析，她不是组织者。徐珊的职责是固定的，其工作职责是由管理人员所确定的，她只是简单的执行指令，完成她应当负责的工作。她根本不具有组织者的大局观、责任感。从公安机关提取的龚乔乔与朱敏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反映出，为了会所的壮大和发展，他们会从多引进小姐、多招募业务员、完善会所的财务监管等各个方面来考虑。徐珊不是股东，不享受分红，对于这些问题，她压根就不会去关注。协助组织卖淫人员不具有组织卖淫的共同犯罪故意，不追求卖淫事业的兴旺发展，其协助行为具有单独的犯意，他们只是出于打工的心态，仅仅是为了赚取一份劳动报酬，他们未把自己放入与管理者、控制者同一的组织目标中。
（四）从徐珊的行为来分析，符合协助组织卖淫的特征。协助组织卖淫，顾名思义，是组织卖淫行为的帮助犯。协助组织卖淫者，在有组织的卖淫活动中，依附并受命于组织者，不具有组织卖淫活动的主导权、决策权。在主观上具有协助的明知和故意，在客观上所发挥的只是一种辅助性作用，抑或为组织卖淫的外围行为。徐珊的工作任务由三名股东确定，在工作上要听从张建良的安排，对技师工作流程及服务质量不具有主导权和管理权。徐珊在皇朝会所工作期间，最初是在技师房打杂,只是负责端茶倒水，后来技师房主管“师姐”离职之后，徐珊才任职技师房经理。其职责分为两块，一是在接到业务员电话通知后，带领技师到嫖客的房间之外供其挑选；二是根据收银员的记录和财务负责人的确认向技师发放报酬。这样的工作性质和内容是比较简单的，完全体现了一种协从、从属、辅助的性质。
综上，徐珊没有组织卖淫谋取非法利益的主观犯罪故意，不具有组织卖淫的决策地位和职位，不能参加决策层任何会议，更没有组织卖淫的管理能力，工作中亦没有明显组织卖淫的客观行为。不具备《刑法》第358条组织卖淫罪规定以招募、雇佣、强迫、引诱、容留等手段，控制他人从事卖淫活动的行为情形。因此，她不构成组织卖淫罪。
二、本案卖淫人员累计达十人无充分证据支持
（一）公安机关在现场查获的卖淫女只有三人，也只有三名卖淫女和相应嫖客在公安机关制作了询问笔录。虽然有多名被告人在检察院自行补充证据时，供述了皇朝会所有超过10名的技师，但是他们的表述可能是不准确的，具体这十多名技师到底是谁，目前没有证据证实。在案证据中，也仅有被查获的三名卖淫女的身份资料及卖淫交代，其他卖淫女的真实姓名及户籍资料一概无证据显示。
（二）虽然起诉书中显示的技师牌号超过了十个，但是公安机关只扣押了两个工作号牌，另外还存在技师更换牌号的问题，每一个牌号是否仅仅只对应了一个不同的技师，缺乏证据印证。会所技师流动性大，且技师在不开工的时候，均集中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休息，她们不允许和其他工作人员接触，绝大部分被告人都不熟悉技师。在案证据中并没有这十余名技师的照片、入职登记表可以佐证其确实存在过。正是由于缺乏上述证据，公安机关才没有组织辨认等侦查活动来确定全部技师身份。在没有身份资料可以印证的前提下，公诉人也没有提取这十几名技师的微信资料、以及会所通过银行、微信向每一名技师转账支付卖淫报酬的证据。辩护人认为支持存在十名卖淫人员的证据不够充分、扎实。
（三）退一万步来说，即使能够证明有超过10名技师，首先需要证明这十余名技师分别在会所工作的时间段，其次要证明这十多名技师都在会所卖过淫，而这两项均无充足证据证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的是卖淫人员累计达到十人以上，有十多个技师并不一定意味着这十多个技师都实行了卖淫行为，有些技师由于身材、长相的原因，没有顾客帮衬，那么她们就不能被定义为卖淫人员。在张建良2017年11月30日首次的笔录中，他供述到“小玉、蓉蓉、黄倩三名女技师在会所里等了两天，因为没召到嫖客就离开了会所”，由此可见，还是有些技师是压根没有卖淫的，正因为有些技师无法吸引到顾客，她们才会离开会所，这也是技师流动性大的核心原因。这些离开的技师到底是否卖过淫，因无充分证据证实，就应该剔除出去。
（四）检察院补充的笔录基本在2018年9月左右，那个时间已经离案发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被告人的记忆有可能模糊不清。在张建良2017年12月1日第三次的供述中，他讲卖淫的小姐有四个；在龚乔乔2017年11月30日首次的供述中，他讲我们有四个左右的卖淫女，具体名字我不知道。在其他被告人侦查阶段的笔录中，卖淫女的具体数量都没有被提及。由于检察院补充的证据与之前公安侦查的证据不吻合，不具有言辞类证据所要求的稳定性。
（五）“存疑时作出对被告人有利的认定”这一基本司法原则，已经在2017年2月17日正式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第30条规定“----定罪证据确实、充分，量刑证据存疑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本案有关卖淫人员是否累计达到十人的证据，是关键性的量刑证据，在上述证据没有达到确实、充分并存有疑点的情况下，辩护人恳请法庭不予认定，以免量刑失衡。
三、本案被告人不应被认定为犯罪集团
（一）如前所述，本案卖淫人员不多，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卖淫人员累计达到十人以上，卖淫均系自愿参加，没有未成年人，孕妇，智障人员，严重性病者；不涉境外；非法获利没有达到一百万元以上；无自残、自杀等严重后果，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本案不属于“情节严重”，不能构成犯罪集团，应认定为一般共同犯罪。
（二）犯罪集团是共同犯罪的一种形式，不是罪名，只是量刑的加重情形。组织卖淫罪是一个独立的罪名，在相关的司法解释里详细规定了情节严重、从严处罚的条款，没有必要再将本案的被告人认定为犯罪集团而从严惩处，这将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
（三）在组织他人卖淫的活动中，只有组织者、协助组织者构成犯罪，被组织者即保洁员、保安员等从事服务性、劳务性的工作人员和卖淫女都不构成犯罪，而犯罪集团的成员，无论是组织犯、实行犯、帮助犯、教唆犯，只要是实施共同犯罪的行为，都构成犯罪，这一特性与组织卖淫罪的区别对待还是明显不同的。
（四）犯罪集团与组织卖淫都具有固定的组织形式，这是两者的共性，但是本案从卖淫活动开始到被查获仅仅只有24天，所涉犯罪也只是组织卖淫和协助组织卖淫，获利的金额也不大，而犯罪集团一般存在的时间较长，涉及的犯罪种类比较丰富，犯罪金额也会比较高。本案的情节与犯罪集团的特征明显有别。
（五）辩护人检索了湘潭最近两年组织卖淫罪的案例，无一例被认定为犯罪集团。根据“同案同判”的司法原则，本案被告人不宜被认定为犯罪集团。
四、 徐珊在协助组织卖淫中处于辅助地位，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可以从轻、减轻处罚。
五、 徐珊认罪态度好，真诚悔罪，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六、 徐珊没有前科，犯罪主观恶性小，依法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徐珊一贯社会表现良好，没有任何违法行为，今次涉案属于初犯，案后能深刻悔改，请求给予其改过自新的机会，酌情从轻处罚
七、徐珊父亲早亡，母亲身患癌症，丈夫在外打工、小孩年幼无人照顾且属于失聪儿童，她有着特殊且极端困难的家庭情况，万一法院判决徐珊长时间服刑，将给这个家庭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和照顾母亲，恳请法院对徐珊从轻处理
此致
雨湖区人民法院
辩护人：马正海律师
附：该案二审裁定书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