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以下简称“《草案》”）近期闹得沸沸扬扬，引发了诸多音乐人的激烈批评。可以说，这是积愤已久的音乐人的总爆发。那么，《草案》因何开罪于音乐人呢？音乐人又是因何积愤已久的呢？从以下的“七宗罪”可以一窥究竟。
一、盗版泛滥
在现在的中国，盗版之泛滥怎么形容都不算过分，网络上、大街小巷里充斥着盗版mp3、光盘、书籍等等。而在知识产权保护较好的国外一些国家，盗版被有效遏制，著作权人的权利得到了有效保障。在这些国家，只要创作出一首好词、好曲，则“三世荣华”，既可以让著作权人获得良好的社会声誉，又可以让本人及其后世家人获得丰厚的收入，过上体面优越的生活。而中国的音乐人（其实也包括很多其他文学家、艺术家），却很难在国内单纯依靠音乐生活，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泛滥成灾的盗版造成的。既然能够在网络上、大街小巷里找到盗版音乐，以近乎为零的对价获得一首歌曲来欣赏，那么会有几个人去购买正版的唱片呢？而唱片的不畅销，必然带来音乐人的收入得不到保障。被盗版掠夺至无法保障合法权益的音乐人，怎能心情畅快呢？
二、“不公正”对待
《草案》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报刊对其刊登的作品根据作者的授权享有专有出版权，并在其出版的报刊显著位置作出声明的，其他报刊不得进行转载或刊登。《草案》第四十七条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可以依照本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条件，不经著作权人许可，播放其已经发表的作品；但播放他人的视听作品，应当取得制片者许可。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没有针对视听作品的法定许可，而在《草案》中仍然没有；“报刊转载法定许可”增加了专有出版权声明，通过这种声明可排除法定许可；偏偏音乐作品要有法定许可，而且还不可通过声明排除，难怪音乐人会有强烈的被歧视的感觉了。
据此，音乐人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同样是需要保护、需要传播的作品，为什么音乐作品要被法定许可，而视听作品却不被法定许可呢？笔者认为，音乐人的说法并不完全符合法理。真正应该与歌词歌曲这些音乐作品一样被平等对待的，不是视听作品，而是据以摄制视听作品的影视剧本。简单地讲，音乐作品通常包括歌词歌曲等，而这些歌词歌曲被表演者表演并被录制后，便形成了录音制品；而影视剧本被表演者表演并被录制后，便形成了视听作品。音乐作品要被表演并录制成CD唱片等录音制品之后才便于广泛传播，而视听作品本身已经被制片人制成影碟，已经便于广泛传播，不需要再施加法定许可来促进传播了。所以从法理上讲，音乐人的疑问并不完全准确。
但是笔者也要发出一个疑问：为什么歌词歌曲被首次制成录音制品出版后要被法定许可，要允许其他录音制作者使用其作品制作录音制品；而影视剧本被首次摄制成视听作品后却不被法定许可，不允许其他视听作品制作者使用其作品摄制视听作品呢？
三、保护力度不够
《草案》第四十六条规定：录音制品首次出版三个月后，其他录音制作者可以依照本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条件，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其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
那么，三个月的时间充裕吗？显然不够充裕。在市场高度成熟、盗版被有效遏制的美国，此期限也要达到六个月，更何况是在市场不成熟、盗版横行的中国呢？激烈反对《草案》的音乐人领袖高晓松也表示：“一首作品发表到第三个月基本没有形成价值，最高价值基本要到七八个月甚至一年左右才能显示出来”。可见，三个月的时间过短了，应该予以延长。
同样的，《草案》第二十七条规定：自然人的作品，其发表权、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利的保护期为作者终身及其死亡后五十年。而在市场高度成熟的美国，此期限一再延长，已经近一百年了。可见，五十年的保护期限也太短了，应该予以延长。
从法理上讲，为什么要设置一定长度的保护期限，为什么不设置无限期保护制度呢？这是因为立法者要平衡创作者、传播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如果设置无限期保护制度，则不利于作品的传播，并损害社会公众的利益。但是，就连美国这样市场高度成熟、盗版现象并不猖獗的国家都要设置较长的保护期限，为什么市场还未完全成熟、盗版现象极为猖獗、著作权更需要保护的中国反倒要设置更短的保护期限呢，笔者对此十分不解。
四、不平衡的修改
《草案》的宗旨是平衡各方利益并与国际立法接轨，但是实际上更加重视借鉴国外的立法来促进作品的传播，从而更好地保护传播者、社会公众的利益；却没有更多地借鉴国外的立法对侵权者进行更严厉的惩处，从而更好地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除了《草案》第七十二条规定侵犯著作权的赔偿限额从五十万元提高到一百万元、两次以上故意侵权的赔偿限额提高为一百万元至三百万元，笔者没有看到更多的亮点。侵权著作权的代价仍然过轻，而这必然会刺激盗版现象的进一步泛滥，其后果十分可怕。
现在的中国，传播被抑制地并不严重，反倒是传播极快、盗版横行。所以著作权立法的重心应该放在保护创作上，而非放在鼓励传播上。国情不同，立法时万不可机械移植。
五、对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不信任感
《草案》第四十八条规定：法定许可的使用费要支付给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再由后者转付给著作权人。而音乐人宋柯则提出，“音乐界恐要回到统购统销的供销社时代”。高晓松也透露出对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不信任感，并提到著名音乐人刘欢、崔健等人已经退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音著协）。
很多慈善者没有选择向慈善机构捐款，而是要么自己开设慈善机构，要么径直去灾区送钱送物。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某些慈善机构工作做得还不够好、不够透明，失去了某些慈善者的信任。同样，音乐人对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不信任感，也根源于某些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工作做得还不够好、不够透明，还没有让音乐人感觉到其是音乐人的“称职公仆”。
笔者的疑问是，能不能像支付给农民的粮食直接补贴（直补）一样，把许可使用费直接支付给权利人？退一步讲，如果仍然要转付给权利人，那么能不能定期公开详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审计报告？如何保证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不会侵害著作权人的权利？法定许可使用费的标准能不能合理地确定，以保证著作权人得到市场环境下可以得到的合理收益？如果对这些问题解答得不好，音乐人对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不信任感不会消减，只会增加，只会对其渐行渐远。
六、同时丧失许可权、定价权
音乐人已经提出，音乐作品的法定许可同时剥夺了音乐人的许可权、定价权，让音乐人十分不安。音乐人不安的是，他人可以不经其许可，绕过著作权人办理备案、交费等手续即可使用其音乐作品，而这将严重损害其利益，“杀伤力巨大”。
笔者认为，从平衡著作权人、传播者、社会公众利益的角度出发，通过法定许可限制音乐人的许可权、定价权，以防止著作权人或唱片公司的垄断，是可以接受的，也是符合国际通行惯例的。但是问题在于，法定许可使用费的标准不能定得过低。因为如果标准定得过低，所谓的“平衡”就变成“偏袒”和“剥削”了。
七、法制有待完善
笔者身处我国法律界，深知我国法制社会建构的艰辛和曲折。坦率地讲，现在的中国与完善的法制社会还有相当长的距离，立法、执法、司法都有继续完善的必要。我国的立法精细度仍然不够，水平还有待提高；而泛滥于网络和大街小巷的盗版产品的久治不绝揭示出，我国知识产权执法水平还需要提高、力度还需要加大；笔者相信，整体上我国的司法是公正的，但是个别司法不公的现象也是经常发生的。可以说，法律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保护墙，如果也让音乐人“不敢靠”，那么音乐人就只好暗自寒心，甚至转行去卖烤鸭了（注：音乐人宋柯提出“唱片已死”，并辞去太合麦田CEO的职位，目前在开烤鸭店）。
音乐人透露出对未来创作的担忧，即“遗忘了创作者”的著作权法会挫伤创作者的创作热情，并导致幕后创作者进一步流失。这让笔者想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笔者对“钱学森之问”的答案就是，要建构出一个呵护创新型人才的制度环境，要把创新型人才当做眼睛一样珍视和爱惜，绝不能挫伤创新型人才的创新热情。而制度环境的基石就是包括著作权法在内的法律制度，所以，著作权立法要慎之又慎。
